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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1919年2月7日，徐世昌特约严修和张伯苓到北京与教育部长傅增湘、次　长袁希涛协商“为南开大学立案”之事。陶孟和于第二天专门在六味斋设宴招　待严修、张伯苓两位恩师，北大校长蔡元培、北大教授胡适等人出席作陪。

40　｜良围臂炙

｜　―政学两界人和事

私立南开大学开办之初，徐世昌不仅带头捐款，还号召北洋部属及各社　团、各银行、公私企业、各基金会捐款助学。资助周恩来等南开学子到法国留　学的“严范孙奖学基金”，就是在徐世昌、朱启钤等人大力支持下设立的。

事实上，对于北京大学及《新青年》杂志最为直接的败坏，并不是来自大　总统徐世昌，而是来自与陈独秀、胡适同为安徽籍的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安福　系。1919年3月18日，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在长篇社评《请看北京大学思潮　变迁之近状》中，全文录人林纾（琴南〉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并且进一步点评　说：“日前宣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等三人辞退。但经记者　之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唯陈、胡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　抹杀，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　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

教育部令北京大学辞退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一事虽然子虚乌有，但是，　在此后不久的1919年3月26日，教育部长傅增湘迫于包括大总统徐世昌、国务　总理段祺瑞在内的高层压力，不得不给蔡元培寄来劝告函：“自《新潮》出版，　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比承过从，获谂尊旨，良用释然。……近　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　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　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

据1919年4月1日《申报》报道，这件事的直接动因，是安福系参议员张元　奇认为鼓吹新思潮的北大教员和学生“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专门到教育　部请教育总长加以取缔：“当时携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为证。如教育总　长无相当之制裁，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　培氏0

蔡元培因“五四运动”爆发而辞职南下后，徐世昌于1919年6月6日签发大　总统令：“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此举虽然不利于蔡元培回北大复职，　从而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但在依法行政的制度程序方面却是无可挑剔　的，并不存在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玩弄专制权术的嫌疑。前北大教授、代理

《新青年》教训徐世昌｜　41

校长、蔡元培在上海南洋公学栽培过的优等生胡仁源，在北大师生的坚决反对　下也并没有到校就职。

另据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书介绍，1919年6月28日晚8点左右’　大总统徐世昌请北京各校的请愿代表进总统府对话。面对代表们一致反对在　巴黎和约上签字的要求，徐世昌虽然不很情愿却还是选择了顺应民意：“政府　当然接……接受民意，不……不签字就是了。你们好好回去安心读书吧！　”代表　们立即说：“大总统既然答应拒绝签字，请立即拟好电文拍发出去。我们回去也　好向同胞交代。”徐世昌万分无奈，不得不令秘书当场拟好电文发往巴黎，命令　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署巴黎和约。

1933年，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序目》中回忆说：“黄侃先生还只是空口　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琴南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　‘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狱的黑影就渐渐地向我们　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而在事实上，当年的大总　统徐世昌以及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得力干将徐树铮，都没有过分为难“凡事过于　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的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被蔡元培免　除文科学长职务，以及《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扬镳，并不是由于“称为小徐的徐　树铮”所制造的“文字狱”，反而是由于“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的《新青　年》及北京大学同人的内部争斗。由徐世昌任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基本上　容忍了《新青年》杂志致力于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自由言论。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写道：“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　……到北人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　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　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　死而后已。”①

这段话语尽管存在着对于鲁迅的严重误解，其中所透露的“某籍某系”与　蔡元培之间“包围”与“被包围”的人际关系，却是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的，而　且直接关系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路径和中国教育文化史的整体走向。

―、“某籍某系”的由来

1925年5月7日，被女学生们驱逐出校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　榆，在临时租用办公的西安饭店召集评议会，决定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蒲振　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的学籍。5月27日，由鲁迅撰稿，　并由鲁迅以周树人本名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　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在《京报》发表。

这一天恰好是星期三，是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陈源以西滢署名写作“闲　话”的日子。于是，在5月3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闲话”栏中，出现了这样一段

氺文载台北《传记文学》，2006年11月。原标题为《文人的派系之争^遭受“包围”的蔡

元培》。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43

话：“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　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　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　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　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　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针对陈源的“闲话”，鲁迅当天就写出一篇反驳文章《并非闲话》，其中写　道：“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　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　几句感慨，……

然而，鲁迅与女师大的“相干”程度，并不限于“担任一点钟功课”。在此之　前，许广平在5月27日致鲁迅信中，已经把七人“宣言”记在了自己头上：“今　曰一一廿七一见报上发表的宣言，‘站出来说话的人’已有了，而且七个之　多。……诚恐热心的师长，又多一件麻烦，思之一喜一惧。”③

6月1日，《并非闲话》在孙伏园负责编辑的《京报副刊》公开发表。6月2日，　鲁迅又写作一篇《我的“籍”和“系”》，三天之后发表在他自己负责编辑的《莽　原》周刊第七期。在这篇文章里，从《新青年》时代开始一直采用化名从事写作　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籍”和“系”：“因为应付某　国某君的嘱托，我正写了一点自己的履历，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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