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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千二百六十四章（第2页）

反而给希芙解释起永恒祭坛的作用和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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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芙一时间发现，宇宙比她想象的要广大的多的多！

以前的希芙，目光始终集中在阿斯加德，觉得阿斯加德就是全世界，这会儿她知道了，原来宇宙中有如此多的风景。

一时间两人居然聊了起来。

顺带的，希芙也询问起了格尔为什么会被称之为屠神者。

格尔倒也没有隐瞒，同时他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好隐瞒的。

然后希芙就炸了。

“怎么可以这样！！！他们到底把凡人当做什么？他们居然还有脸称呼自己为神？他们比恶魔还要恶魔！！”

希芙的三观一直很正，对于万神殿这种畜生行为完全没办法接受。

这是人做的事？

格尔对此感到很欣慰，至少眼前这位出生神族的女孩，并不可恶。

“所以你打算进入永恒祭坛做什么？许下愿望消灭所有神灵？”

希芙说到这里有点忐忑了。

格尔很惨，说实话，希芙都动了恻隐之心了。

他选择复仇，合理合法！

至少在阿斯加德的观念之中，复仇是合法的！

实际上，复仇和违法扯在一起都是到了近现代才发生的事情，在更久远的时代，复仇一直都被认为具有正当性！

当你沉浸于某些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时，是否曾对某些坏人深恶痛绝，对主角的遭遇充满同情与共鸣？当好人历经艰难，最终战胜邪恶或突破重重阻碍时，你是否感到一种莫名的“爽”感？这背后的原因，往往与作品中的复仇因素密不可分。复仇，这一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原始正义的伸张，体现了人们对朴素正义的追求。正是这种深植于人心的正义感，使得复仇故事能够触动人的心灵，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与慰藉。因此，复仇文学作品广受读者喜爱，许多经典作品都包含复仇元素，它们不仅反映了人类正义斗争的原始实践，更触及了我们内心最柔软、最隐秘的情感。

在很多故事中，复仇象征着原始正义的伸张。当故事中的坏人受到惩罚，而主角克服困难最终战胜邪恶时，人们会感受到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来源于对正义的追求，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

马里兰大学的心理学家米切尔·盖尔范德将复仇定义为“人们在意识到自己的幸福受到伤害后的主动报复”。思想史上关于复仇的话题并不多见，但其实，复仇普遍存在且代价严重。例如，在美国，60%以上的校园枪击案和四分之一以上的炸弹案件都牵涉到复仇的渴望。虽然很少有人会公开承认赞成复仇，但人们显然喜欢听复仇的故事。

早期的哲学家更关注美德，认为复仇是一种非常消极的现象，仿佛代表着破坏性和反社会；但复仇不只有丑陋的那一面。

在中国早期史诗中，家庭与民族并不对立，家庭被视为氏族关系的延伸和扩展。中国的鬼灵复仇的来源是原始人的血族复仇和祖先崇拜，也是后者的变形及多样化延展。从中国古代复仇文化形成的原生态看，血族复仇将人类潜伏的原始攻击本能充分地宣泄出来，加以固化和强化，建构并增强了原始人个体与其族属整体的关系，成为早期集团必不可少的凝聚力。因此，在人类许多民族中，都存在着强大的复仇情结，成为一种时时浮现、恒久而稳定的集体无意识。

从血族复仇直接功能来看，其强固了华夏之邦的祖先崇拜，后者作为基础的鬼灵信仰又充分吸收了复仇的正义理性精神，将复仇理解解释为正义的实现，为此，鬼灵显圣成为正义实现的合理形式之一，在流传的漫长过程中大量掺入现实生活感知经验，愈加花样繁多。作为血族复仇遗传的血亲复仇，在古代中国社会伦理化规范的倡扬下，借重鬼灵复仇方式的必然性和超时空性，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理想化的人生图景和情感归宿。于是，带有了极为活跃的文学因子，想象世界中的鬼灵报怨作为现实中难于复仇的补偿，而持久地占据着文学题材和主题的一个重要分支。甚至，带着这一崇尚正义复仇的有色眼镜，古代中原人也容易更为关注周边民族的相关习俗。

而儒家思想对复仇文化也起了巨大作用。孔子提倡的以直报怨的意义已不在于个体为一家一族之恨平不平，而干涉到社会公理的伸张，有儆世诫恶之效。其对恶行发出者自身产生立竿见影作用，更有震撼人心的新闻效果。中庸准则的提倡，与孔子倡扬的复仇观也是不相违背的。程子《中庸题解》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天下之定理。”正道正理，愈加佐证了正义复仇定则的不可移易，仁的具体实施恰在其中。

“礼”字说到底为的是调适群体内部关系。而复仇对于氏族群体的凝聚作用，原始人早就意识到了，在共同面对仇敌的大旗号令下，一切嘈杂之音都可以被正义呼喊所淹没。然而只是到了先秦儒家这里，才开始突出正义实施的理性庄严，这当然不限于复仇。“学仁，不让于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大是大非原则性问题上，孔子是毫不妥协屈从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军》）为了行仁，对人可不顾及情面，对已应持节自守。《孟子·滕文公下》所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韧执着，也体现在复仇意志的褒举上。复仇意识实际上洋溢着不畏强暴、不为权势所屈的勇气，透露出内核的原始共产主义那平等、公正且敢于献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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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血亲仇这一亘古不绝的社会现象与文学主题，也是以孝为核心的儒家纲常系统发出的不容移易的指令，其是个体情感冲动的深在理性基础，催动华夏古人在人生奕故面前作出毋庸置疑的特定反应。深领儒家风范的后人如是总结道：“盖报仇之所由来旧矣。中古而下，方牍所记，乃有天性之戚手足之痛，或义笃于诸父，或情厚于交友，独能奋不顾死，则绝其命，撼逝者之沉愤，耸人伦之风概，乃至朝议高其节，理官缓其法。”

先秦儒家的“以直报怨”复仇观，在后世文人的人生理想图式中注入了对“恶”“不义”的否定，由此泛化为儒者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强烈的批判措施。如西方学者注意到的“如果某人认为儒学仅仅是为政府服务的官方意识形态，那就错了。它恰巧经常是在官方对立面手中的一个武器。”此论很有识得庐山真面目的他者眼光。的确，愤世嫉俗、疾恶如仇成为后世那些有主见、有社会责任感的正直文人最可贵的品格之一。“以直报怨”的正义原则同儒家理想人格设计的总体标准结合起来，焕发了儒家精神中对正义公理的追求，强化了后世文人的社会使命感与正义感。这对确立士人风范、人世品格是极有裨益的，同时为此种儒家社会品格沾溉的古代文人，也往往正因其具有正直、富有正义感的品格而特别易于受到伤害，因其进取心、使命感强而特别易于受到挫折摧残，古代文学的忧患色彩、感伤情调也随之增强。以血亲复仇的尽孝偿恩为核心，经汉代“移孝于忠”等伦理模式传扬，先秦儒家对复仇的期许提高了复仇的社会评价品位，由此形成了借前代复仇精神以砥砺现实正气的传统。

复仇冲动，不仅仅是冲动，而带有伦理意念的深在支配。同时中国文化是讲求他律的，在康德伦理学中，他律是主体意志服从外在于意志本身的力量；自律则相反，它不屈从外部权威，而通过主体意志来给自己立法。但古代中国人的复仇一方面遵从外部舆论他律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违背自律，显示出一种自律他律结合的特征。因而传统复仇精神具有一种反文化模式、反正统的叛逆倾向。

至少在古典时代，复仇从来不是什么坏事！

而阿斯加德就足够古典。

至少在希芙看来，格尔所作所为，虽然有点过分，但并不算疯子！

万神殿该死！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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