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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国历程（第2页）

靠着这些收入，法夸尔启动了一项公共建设工程计划，增强了人们对新加坡日后发展的信心。但在当时，新加坡的地位在法律上并不稳固，英国当局包括莱福士禁止在岛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法夸尔殚精竭虑，顶着巨大的压力，准许商人们自建货仓，并调节商人们与当地酋长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他还成立了一支常规的警察队伍，来维护当地令人担忧的治安。虽然有各种困难和限制，新加坡还是在法夸尔的管理下独立发展着，逐渐成为东南亚地区一个不容忽视的港口。

◎莱福士的“大刀阔斧”

1822年，莱福士重返新加坡，虽然这里的变化让他十分高兴，但他对法夸尔的一些做法也非常不满，比如允许赌博和鸦片贸易合法化，让欧洲商人扩张到中央区域等。莱福士决定亲手处理新加坡的一些问题，并安置亲友和手下，架空法夸尔的权力，迫使对方辞职。公平来讲，莱福士对法夸尔确实有些过分，他一味苛责对方，完全忽略了当初新加坡面临的困境。

莱福士先是对城镇进行改造，花重金铲平一座小山，将西南沿岸的沼泽地填平，并疏通河道，再次为各族群规划了不同的居住区。在市中心区域，房子都要按照规定建造整齐的街区，商业建筑都必须采用同样的砖石结构。而在商业区域，欧洲人和亚洲人的商铺、货仓相邻，有利于贸易发展，这也奠定了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的基础。至此，新加坡结束了这一时期的杂乱建筑时代，居民大规模搬迁。不得不说，莱福士的这一城镇规划理念，深深影响了新加坡之后的花园城市建设。

他又下令关闭赌场，废除奴隶制度，对酗酒和吸食鸦片课以重税，力求戒掉这里的一切恶习。在司法上，莱福士以英国法律作为新加坡的普通法，并提倡欧洲平民参与到行政和立法事务中来。在教育上，他集资兴建了一座新加坡书院，以培养公务员和教师（但这座学院在他离开后半途而废）。在贸易上，他决定永久实行自由贸易，不向来往船商征税。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他还又与天猛公签订了一项新的重要协议：买断在划归他们的领地之外的司法权威和其他权力。以此防止天猛公等地方权贵干涉新加坡的发展。

虽然莱福士在这块土地上最后只待了8个月，但他的措施基本决定了这块殖民地未来的发展特点。他的继任者约翰·克劳福德虽没能贯彻他那些太过理想的政策方针，但完全秉承了自由贸易的中心思想，并遵循莱福士定下的城市规划。克劳福德不但免除关税，连停泊费等费用也都免了，使新加坡成为一个连港务费都不收的自由港。1824年，英国与荷兰旷日持久的谈判终于结束，新加坡和马来亚都归英国。新加坡的地位得到了承认，克劳福德也与天猛公签订了新的条约，获得了该岛的完整主权和所有权。新加坡一跃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首要港口，其财政收入甚至超过了马六甲和槟榔屿的总和。

华人女子学校一所新加坡女子学校的女孩子们在户外学习，时间应该在1890年到1923年之间。

一张1828年的画展现了当时新加坡的样子。

◎在波折中壮大的小小殖民地

1826年，新加坡与马六甲、槟榔屿合并为海峡殖民地，由槟榔屿总督统一管辖，这次合并结束了新加坡独立“创业”的岁月。不久，新加坡有了第一套正式的司法体系——英国皇家司法宪章，一些有身份的人士得以加入陪审团中参与司法工作。但这些对新加坡而言，在最初的几年里并没产生什么影响，驻扎官如走马灯似的更换，也未在这个岛上留下多少政绩。反而因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复杂的司法体系，导致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于是在1930年，海峡殖民地这一体制被撤销，新加坡成为孟加拉管辖区的一个下属辖区，司法部门也一度被关闭。

1833年，东印度公司失去对华贸易的垄断权，新加坡的财政情况雪上加霜，政府只有极力节省开支，公务人员的薪金一再削减缩水，直到1867年情况也没得到多大的改善。虽然公务人员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但这里的商贸活动在1830年之后仍旧繁荣起来。当地人口迅猛增长，在1836年已增长到3万多，其中华人成了最大的社群。华商控制了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东部沿海各个港口的贸易，新加坡的商业体系也主要依赖欧洲资本和华人企业的结合。在这一时期，多家银行和媒体设立，商业机构和设施也建立起来，为新加坡成为国际现代化港口奠定了基础。当然，这里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除财政困难之外，新加坡仍得不到东印度公司的重视，币制混乱，海盗肆虐，工农业发展缓慢。

19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蒸汽船逐渐进入这片海港，新加坡作为贸易港口的地位更加稳固。进入19世纪50年代，因为东印度公司一直不太重视新加坡的港口建设，所派来的总督也个个独断专行，越来越引起商人们的不满。他们希望新加坡能脱离东印度公司，接受英国殖民地事务部直接管辖。但因为伦敦当局考虑到军费的开支和一位开明总督的到来，此事被搁置了10年。此后，在总督加文纳的管理下，新加坡抵住经济衰退的风暴，并成功抵制了加尔各答当局的各种征税要求，另外公共工程得以修建，行政、警务、司法等领域也都得到改革和改善，新加坡开始有了城市的面貌。

天福宫位于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始建于1840年，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庙宇之一，1973年被列为新加坡国家古迹。

◎英国直辖殖民地时期

1867年，因为东印度公司的关闭，伦敦当局也有了可派往新加坡的军队，随即将3块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都归为直辖殖民地，由伦敦殖民地事务部直接管辖。但这种猝然的改变不但令加文纳总督愤然离去，就连曾一度要求脱离东印度公司的新加坡商人们也感到难以适应。虽然新加坡成为海峡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商业和政策制定中心，但新的总督并没有受到欢迎，槟榔屿的商会也抱怨连连，认为新加坡挤占了自己原来的主导地位。

当时，岛上帮会私斗严重，治安混乱，移民旷工与马来当地权威之间冲突不断，而伦敦当局对这块殖民地也不怎么重视，让新加坡人倍感失落。在经历了过渡时期的阵痛之后，新加坡才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这里成为英国港口与采矿要地之间航路上的重要结点，英国政府也加强了这里的防务工作。1877年，华民护卫司署成立，首任护卫司毕麒麟不仅禁止了苦力贩运贸易，还压制了各个帮会，禁绝强迫卖淫活动，处理了长期存在的赌博问题。后来，《帮会法令》颁布，大的帮会都被取缔，这成为新加坡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一时期，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锡、橡胶、石油等成为主要的转运货品，新加坡也成为重要的橡胶市场。银行业的发展，通信手段的改善，港口设施的更新，大型船坞公司的建立，无一不标示着这个港口逐渐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到了20世纪初，新加坡已从沼泽遍布的荒地，跃升成为全世界第7大港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并未卷入战火，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不可避免地成为日军争夺的对象。而接下来，新加坡面临的是一段极为惨淡的岁月。

丹戎巴葛老街丹戎巴葛路上有一片丹戎巴葛保留区，这里的建筑都颇有历史，一般为两层，也有不少三四层的，一层都有走廊，用来遮阳避雨，在潮湿多雨的新加坡，这种设计是相当好的。

日据时期

1942年2月，日军穿过柔佛海峡进入新加坡，从英军手中抢夺了这个小岛的控制权。从此，新加坡进入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段时期，许多华人惨遭杀害，人心惊惧不安，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腐败横行、物资极度短缺，以及战俘与劳工的悲惨命运，都将这个小岛拖入一场灰暗的泥泞之中。

香蕉票正面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文莱期间发行了这种10元面值的军用票。因为正面印有香蕉树图案，所以俗称“香蕉票。”

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岛上爆发了一次印度兵兵变，而镇压这次兵变主要依靠的是同盟国舰队的帮助，其中有两艘是日本舰队，所招募的临时警员多半也都是日本人。这次事件令日方惊异，他们看到了大英帝国内部联系的松散，也让各界认识到新加坡的安危要依赖日本的友情援助。自此之后，日本在新加坡扩大了影响力，发展了更多的商业活动。但这次兵变的真正教训，在27年后新加坡人才全部体会。

1941年12月8日，日军第一次出其不意地轰炸了新加坡，当时，整个小岛毫无准备，猝不及防中拉开了战争的序幕。新加坡是英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南洋华侨的抗日中心，所以日本必须要拿下它，占据这里的航道，拔除这里的抗日力量。尽管英军也做了抵抗，并不断增派了联邦军队，但已失了先机，战斗力无法护卫这片属地，1942年2月，日军仅用了两个月便占领了新加坡。新加坡人甚至还没回过味来，就沦为了“战败国民”。为避免过多的伤亡，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宣布无条件投降，将近13万的英国军、澳大利亚军和印度兵成为日军的阶下囚。

日本人占领这里后，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意为南方之光。这个名字对新加坡人来说，都多少带着讽刺意味。之后，在接受投降的前14天，日军展开疯狂的“肃清”行动，以报复当地华侨和义勇军曾进行过的抗日活动。所有年龄在18～50岁的成年华人男性都被驱赶到“检证中心”挨个盘查，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空地上，没有水和食物，经受风吹雨淋和鞭笞。那些据说是抗日分子的都被抓出来送往监狱，但大部分被杀掉。他们有的被用船运到绝后岛（圣淘沙岛）附近被扔进海里，有的干脆被赶往海里用机枪扫射。据实际估算，在那两个星期里，被杀害的华人平民约有2.5万人。日本人本来希望华人自愿与之合作，以方便他们更好地管理这里，但“肃清”行动使这种可能性变成没有可能，大屠杀在华人心里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空袭过后的新加坡1942年初，日军空袭过后的城市冒起滚滚黑烟，不知又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多少家庭支离破碎。

日军对待战俘也相当残酷，拒绝变节的军官和士兵都被杀害或暴力折磨。1942年9月，约有1.5万名战俘被拉到广场上，日方要求每人签下一份绝不逃跑的保证书，但战俘们拒绝合作。他们被滞留在广场上三天三夜，几名逃跑者也被公开处决。这次事件不但没有打击战俘们的士气，反而让他们更加同仇敌忾。战俘营里除了暴力折磨，最悲惨、最困难的还是食物短缺，在被关押的第一年里，他们便被降低了食物配给量，能够参加艰苦的劳作那是更“幸运”的事，因为意味着能得到较多一点的食物。而在日据时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战俘们所得的口粮还不够塞牙缝，很多人都没能熬过那段时间。这些战俘病死、饿死无数，到后来还有一大批被拉去修泰缅那条“死亡铁路”，许多人又在这项苦差中送掉了性命。

相比于新加坡的马来人、欧亚人和印度人，日方对待华人更为严酷，无论是榨取钱财还是实施严刑峻法总是先对华人下手。在“肃清”行动之后，他们成立了华侨协会，向马来亚地区的华人索要5000万元的奉纳金。其中，新加坡要承担1000万元。日军将领山下奉文当初给出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钱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70多岁的著名华侨林文庆被迫担任华侨协会会长，并以他的名义去筹钱。

投降仪式后的双方代表团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厦举行了日军投降仪式。之后，双方代表团走出大厦。

欢呼的人群1945年9月5日，面对重返新加坡的英国军队，人们发出了欢呼。人群的上方，英国国旗飘扬，这代表日军对新加坡的占领结束了。虽然英军受到了欢迎，但从此以后，英军在新加坡民众心中的威信大不如前。

在整个日据时期，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告密和私刑横行，稍有不慎就会被认为拥护英殖文化或反日，被宪兵队抓走进行严刑拷打。人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赚到钱便挥霍一空，因为不知道自己和全家明天会发生什么。随着物资的极度匮乏和日方滥发军票（代替英国的货币，俗称“香蕉票”），新加坡长期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不少不良商人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米价从1斤5元涨到5000元，城镇住宅的房子也翻了50～60倍。到后来，几乎每样东西都变成“黑市交易”，甚至连巴士车票、电影票等都要以黑市价格交易。到日据后期，大街上到处充斥着无用的军票，在日军投降日，许多人索性把军票当成冥纸烧给自己的先人。

日军统治期间，改变的不仅是这里的生活，还有人们的价值观。人们以往奉行的公正、善良都不能再作为生存下去的资本，见机行事成为人们看重的美德。一些非法贸易者和赌徒成为新富阶层，那些文员、教师等白领阶层则薪水微薄、处境艰难。这种价值观的改变甚至深深影响到日军投降之后的很多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日军的高压政策激发了新加坡人的创造才能，在工业上生产出许多替代性产品。比如用凤梨纤维制作的麻绳和缆绳，用木薯酿制的烈性酒，用竹子、凤梨叶和茅草造的纸，用橡胶油和汽油混合成机动车燃料，还有在战后仍广受欢迎的三轮车等，虽然这些替代性工业没能延续下来，但这反映了新加坡具备进行现代工业化的潜力。虽然备受压迫，华人仍旧是这里的经济支柱，他们依靠互助合作和极广的人脉在最艰难的时境也生存下去并获得发展。

1945年8月，日军终于投降，结束了他们残酷又失败的统治，但留下的是一个疾病横行、食不果腹、居住条件拥挤的破败的新加坡。在日军投降、英军未到的一个月里，这里异常混乱，汉奸遭到清算，许多公共设施被破坏。人们等待着英军能降下“甘霖”救民于水火，但这场期盼的实现也许任重而道远。

日军战犯山下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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