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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在1933年大雪漫天的1月，“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季节，这支游击队特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使它能够再支撑上一段时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如果巴彦游击队不是这时候垮掉了，而是再熬撑上一段时间，也不是没有转机的——因为“1·26”指示信很快就要传达下来了。

红32军南满游击队代理政委上任后的第一个举动，是率领这支缺乏给养、弹药，更缺乏信心的队伍，发起攻击。

军事智谋，乃至生活哲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晓得什么是你能够做到和不能做到的。一支强大的队伍要进攻，这样的道理不用讲。一支弱小的队伍同样需要进攻，而且更需要进攻，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讲得通的了。你说咱们眼下就像冰天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人，你越佝偻，缩成一团，就越冷，只有甩开膀子活动起来，才能发热出汗。有人会说你这个比方不对，或是在心里冲你摇头，说咱们的游击队就像个得了大病的人，自己都顾不过来自己了，还要找上门去打架，这不是疯了吗？那就打个胜仗。说一千，道一万，打胜仗才是硬道理，胜利总是最有说服力的，只是你得明白能够打什么样的胜仗。

游击战，偷袭战，打了就跑。先是打下蛤蟆河子的“会房子”（保民会的据点），缴获“会兵”（保民会的反动武装）长短枪10支，还有一批给养。接着，又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袭击吉海路老爷岭日本守备队一个小队，毙伤日军9人，毁坏铁甲车1辆。官兵信心、士气大振，对这位还习惯地称为“省委特派员”的代理政委，开始信服了。

从1月底开始，日伪军先后调动近两千人马，对磐石地区红军游击队和各色反日武装发动连续4个月的“讨伐”。南满游击队与敌接仗几十次，其中比较大的战斗4次，头两次的对手都是被称为“降队”、“汉奸队”的“东江好”和“毛团”。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势，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大打攻心战：“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士兵不打士兵！”“劳苦兄弟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子！”这种敌人本来没什么战斗力，一听这些口号就更闹心了，有时再寻机派出支小部队到敌人屁股后头打一阵子，那仗也就没什么打头了。

后两次就是跟日军对阵了。鬼子装备好，训练有素，也顽强，只是它在明处，游击队在暗处，机枪、大炮找不着北，使不上劲。最后一次就是伏击战，在日军来路上伏击，退路上还袭扰、伏击。两仗歼灭十多个鬼子，游击队无一伤亡。

在这次“讨伐”中，磐石地区反日武装有的垮了，有的插枪了，还活动着的或多或少都有损失。而红军游击队打的仗最多，对敌人的打击也最大，还发展、锻炼了队伍，使自己在“1·26”指示信后的统一战线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杨靖宇无疑是力挽狂澜式的人物。但在宏观、战略上被北方会议盖了帽的大背景前提下，无论怎样变通，也无论取得多少战术上的胜利，也是难以力挽狂澜的——除非上级改弦易辙，除非你是神仙。

“1·26”指示信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写了一封《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后来通称的“1·26”指示信。

指示信是王明代中央起草的。王明这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政治局书记处书记。

指示信由莫斯科送到吉东局，吉东局书记孙广英亲自送到满洲省委。信是用药水写的，再用药水处理显示出字迹，后面署名“中央”，就有了疑问。既是中央指示，为什么不是来自上海，而是莫斯科？省委与上海是经常有交通员往来的呀？省委尚不知道半年前，中央已由上海迁到江西中央苏区，上海只是设有中央局领导白区工作机关。认为这封信是假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封信的内容与北方会议以来的中央文件精神大不相同，而这也正是一些人坚持信是真的理由，认为它比较符合满洲的实际情况。

接下来争论的焦点，是部分地还是全部地执行这个文件。有人认为南满磐石、海龙地区群众基础好，红32军的旗帜已经打出去了，且有很大影响，可继续搞红军和苏维埃，其他地区则搞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以魏抱一为首的一些人认为，指示信是决定东北战略全局的，应该全部贯彻执行。

省委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中央，请求指示，上海方面没有回音。形势不容等待，省委决定召开扩大会，贯彻执行指示信。

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首次明确提出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之后，人们一提起“1·26”指示信，首先想到的就是“统一战线”。因为这是这封指示信的核心部分，更因为之前北方会议孤家寡人的抗战路线教训太深刻，太令人深恶痛绝了。

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及对策。第一种是马占山、李杜、丁超等人的队伍，服从国民党指挥，是不可靠的动摇的。第二种是王德林的队伍，成员大都是农民，国民党的影响较小。第三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一部分受地主富农和旧军官的影响、指挥，一部分在革命分子领导和影响下。第四种是党领导的赤色游击队，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然而直到现在还不是反日战争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对第一种队伍，主要是和士兵组织统一战线。对第二种除下层统一战线外，视情况或许可能实行上层统一战线。对第三种视其内部反对反动领袖的情况，以及我们在其间的影响，来决定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

三是强调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团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需的统一战线。”

四是强调群众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北方会议”要求普遍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1·26”指示信根据东北的特殊情况，提出党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敌伪财产，保障劳动群众的基本权利，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会。

在经历了半年多自杀式的“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后，历史基本又回到了罗登贤时期的那个起点上。

孙悟空的一个跟斗云，也只能翻出十万八千里。比之“北方会议”，“1·26”指示信无异于从三九一下子跃进三伏了，也就难免留下些“北方会议”的尾巴。到了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指示满洲省委执行“1·26”指示信中“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的任务，这尾巴就又高扬为旗帜了。

“1·26”指示信送达满洲省委时，杨靖宇正在省委。这时他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北方会议”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却又不能擅作主张，就从磐石赶来请示汇报，正好赶上省委学习、讨论、贯彻指示信的一个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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