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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在他们本国利益之上。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与英国声誉攸关的事。当战争预料将在欧洲进行到底时，我们和印度签订了协定。协定规定防卫印度所需的全部物资和金钱都记在我们账上。在印度的合同是按照高得惊人的汇率签订的，我们所负的债务又由贬了值的卢比按照战前的汇率折成所谓“英镑余额”。因此，所谓“英镑余额”，换句话说，英国欠下印度的债务，就愈积愈多。为了使印度不致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遭到侵略的苦难，我们既没有细查，也没有细算，每天所担负的印度防卫费用竟达一百万镑左右。在这场战争里，我们遭受到了一切艰难困苦，可是印度人却幸免于难，而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欠他们的债务竟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欠美国的债务一样多。因此，我宣布这些问题有待修正，并且宣布对于由于担负印度的防卫费用而负下的所谓债务，我们保留提出反要求的权利。

我也把这样的意见通知了总督。

以上所提的只是背景而已。在这个背景下，印度军队的光辉的英雄气质和战斗力，在中东的战斗中，在保卫埃及、解放阿比西尼亚和在意大利的战斗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同英军并肩作战，把日军赶出缅甸，战果尤其辉煌。印度陆军对英王陛下的忠心，印度王公们对他们和我们所签订的条约的忠贞不渝，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官兵们的无比英勇，都将永垂青史。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曾为建立一支庞大的印度陆军不遗余力，但是，印度的两个大政党——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不是积极反对就是袖手旁观。尽管如此，自愿参军的印度人还是有二百五十万人左右；到1942年时，一支一百万人的印度陆军已经成立了，而且每月自愿前来参军的有五万人之多。虽然这个庞大的印度陆军计划，就当时的世界大战而言是错误的，但是，印度人民对它的响应却正如同印度士兵的表现一样，在我们的印度帝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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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在亚洲向西推进时，印度的形势也随着恶化到令人惴惴不安的程度。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使我们惊惶失措。香港的失守使我们的威信降低。印度次大陆的安全现在直接受到威胁。日本海军似乎可以无阻地自由进入孟加拉湾。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第一次遭到了一个亚洲强国大规模入侵的威胁。于是，印度政界潜伏着的紧张局势开始显现出来了。不过一小撮由苏巴斯·鲍斯领导的极端主义分子竟直接参与颠覆政府的活动，并且期望轴心国取得胜利。但是，热忱地拥护甘地的那一批观点明确的有力人士，却认为印度应该在这次世界大战中保持消极与中立的态度。随着日军的进展，这些悲观主义的论调传布开了。有人建议，如果印度摆脱了与英国的联系，那么，日本或许就可能不会有侵犯的动机了。印度的危险，可能只是由于它与英国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能一刀两断的话，印度就会有像爱尔兰那样的地位。这样，这些并非没有说服力的论点，就传播开了。

由于日本的威胁，国大党的态度变得更坏了。1942年2月，蒋介石大元帅夫妇访问印度，当时，这种情况显现得甚为清楚。他们访问的目的，在于唤起印度人的抗日情绪，并且强调打败日本，对亚洲全部，特别是对中国与印度的重要性。印度政党领袖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大元帅向英国施加压力，希图英国屈从于国大党的要求。

战时内阁不能同意，一个外国元首竟在英国皇家代表和印度的甘地与尼赫鲁先生之间，以公平的仲裁人的身分进行干预。因此，我向大元帅写道：

1942年2月12日

我们在内阁的人们认为，你所建议的对在瓦尔达的甘地先生的访问，可能与我们团结全印度以抵抗日本的愿望有所妨碍。这样也许可能会产生没有预期到的影响，即在团结是高于一切的时候，反而强调了部落间的分歧。因此，我冒昧地希望阁下，请不要迫使问题与总督和英王的意愿背道而驰。

我满怀希望地期待，英国、印度和其他大英帝国的军队，与长期首当其冲地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的中国军队间的合作日益加强。

大元帅终于顺从了我们的意愿，而且，由于总督机智的协助，这种不合时宜的访问没有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而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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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新加坡投降。印度的政界与报界反映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有增无减的争端。为了希望建立某种联合阵线，某些国大党领袖提出要求承认印度的主权地位，以及成立一个全印国民政府的提议。内阁对这些问题曾仔细地加以审议，因此，印度事务部与总督之间照例有大批文件往来。

我给总督一份私人电文，其中说明自己对印度自治政府的观点。对于这件事我自然是有关系的。几乎我的全部同僚们都感到，在战后必须以极隆重的方式给印度人民以自治领地位。

首相致印度总督1942年2月16日

我本人的意见认为，应当要求印度各界——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和贱民等等——把他们最优秀的领导人物提供给上述机构。但是，此间人士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选举基本原则的提案，结果可能会把整个议会交给了国大党决策人手中。这是与我的愿望大相径庭的。

由各个大的公众团体与种族自己推出第一流领袖加入议会，这个方法，无论在当时或是以后，都是我应该遵循的，因为，这样可以免去只与党派的政客们打交道。

2月25日，我组织了一些部长们去研究印度的逐日情况，并对战时内阁提出意见。出席的每一位部长都具有直接在印度获得的知识，主持会议的艾德礼先生和大法官西蒙勋爵都曾经是1930年西蒙调查团的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勋爵，精通印度政情，并且与甘地和尼赫鲁先生交情深厚。枢密院院长约翰·安德森勋爵，曾任孟加拉省省长五年。国防大臣詹姆士·格里格爵士，曾经担任总督府执行委员会经济委员。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先生是委员会中唯一的保守党成员。其余皆为工党、自由党或无党无派人士。我保留在必要时参加的权利。该委员会的观点通常与我的一致，因此，我从未有必要参加他们的会议。战时内阁对委员会完全信任，并且大部分采纳它的建议。我们在这样顺利的情况下去制订解决困难的决策。尽管如此，我还是同战时内阁以外的非内阁大臣商议。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8日

战时内阁将在星期二中午对印度问题进行讨论。此后，由于采取的决定的严重性，必须与全体非内阁大臣商讨，可能还要全体各部次官参加。此外，由于帝国的权利明显地受到影响，必须尽早取得国王的同意。你应该立即将这件事情通知印度委员会。

我对草案具有良好的印象，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冒分裂的危险。我必须了解大多数人的反应，而不仅仅是目前少数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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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在亚洲的进攻向西扩展，美国对印度事务显出直接的日益增加的兴趣。美国人对世界大战战略问题的关心使他们接触到一些政治问题，而在这一方面，他们尽管主张强硬，却是毫无经验。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印度被视为大英帝国的一个可悲的“样板”，不过也是英国独有的负担。现在日本向它的边境推进，美国政府开始对印度问题表示意见，并且提供忠告。在只有一个种族的国家中，对于肤色问题一向采取宽大及高尚的见解。同样，没有海外殖民地或属地的国家，对拥有这些土地的国家的事务，是会产生极其高尚而又超然的情绪的。

1941年11月，当我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总统按照一贯的美国方针，第一次与我讨论了印度问题。我的反应极为强烈，这样他再也不在口头上提及此事。后来，在1942年2月底，他训令艾夫里尔·哈里曼试探我对英国政府与印度政治领袖之间获得和解有无可能。我告诉哈里曼，我正准备向总统去电。该电于3月4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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