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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3部分（第1页）

前意属殖民地和英国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关系的重要的政策性问题方面，须请示国务大臣予以指导。其目的在于使被占领敌区行政机关成为国务大臣办公室的一个联系部门，象中东补给中心和其他机构一样。可是，政治指挥部设在内罗毕，实际上对国务大臣来说，鞭长莫及，难于行使有效的管制。何况，关于同埃塞俄比亚皇帝签订协定的谈判主要是在伦敦举行的。因此，当英国在1942年1月签署协定后随即委派外交代表去亚的斯亚贝巴时，埃塞俄比亚恢复了同其他中东独立国家一样的地位，英国公使也成为中东战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最终占领了整个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被占领敌区行政机关的总部迁往开罗，更加直接地在国务大臣的领导下执行任务。在这方面，举行了关于昔兰尼加萨努西亚的领袖赛义德·伊德里斯要求政治承认问题的会谈。由于国务大臣提出的建议，英国外交大臣于1942年1月在议会宣布：英国政府决定昔兰尼加的萨努西亚战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再归属意大利统治。

在委派国务大臣以前，关于中东地区的宣传，没有任何集中管理的安排。情报部的代表从属于各个外交使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独立机构，处理政治战略方面的宣传事宜，利特尔顿到任后不久，就发出指示，对整个地区的宣传管理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他提议任命一位宣传局长，配备少量工作人员，作为国务大臣办公室的一个联合部门，掌管情报部在中东的一切活动。另外，沃尔特·蒙克顿爵士被任命为副国务大臣，由他主持协调情报部所负责的各种宣传方式以及这个地区的一切秘密的或颠覆性的宣传工作，可是他在议会中并无席位。关于宣传工作的总方针，从伦敦情报部和政治战执行委员会发来的指示中都有规定。根据这些具有政策性的宣传总方针，制订对中东国家和巴尔干半岛各国敌占区的宣传工作的具体指示，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同时，各个英国外交使团得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执行伦敦和开罗的指示。在这些问题上，英国驻外各代表或他们的东方秘书都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根据有关地区的具体需要调整他们的宣传工作。

为了处理好各个负责搞颠覆活动机构之间的关系，国务大臣也作出了特别安排。这些机构过去一直各自接受它们在伦敦的总部直接发来的命令，并且时或表现出互不相容。后来成立了一个从属于防务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通称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特种作战执行委员会），由国务大臣担任主席，使颠覆活动同各总司令所执行的战略方针和计划紧密地协调起来，同未来外交工作上的需要紧密地协调起来，以确保一切颠覆活动和宣传工作符合政府的政策。这些机构的性质使它们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集中管理，却证明是给国务大臣和外交部造成困难的根源。随着战事的进展，这些机构的重要性增加了。资金是从来不缺乏的，然而现在需要提供越来越多的物资，特别是飞机。当需要利用诸如希腊极端左翼组织（通称全国人民解放军）之类愿意为反对轴心国而效劳的任何力量时，这些活动中的一些工作就开始了；事实证明要执行国内政府的政策是有困难的，有时甚至办不到。尽管如此，国务大臣办公室的存在减少了重复繁琐，并且大大加强了对颠覆活动的控制。

中东地区的其他情报机构，诸如中东情报中心一类的组织，同样被纳入这个地区的总的情报体制。因为这些机构中大多数不仅在中东各有它们的上级，而且还隶属于白厅各个部门的领导，因此要协调它们的各种活动显非易事，这是可以想见的。可是，随着对国务大臣办公室的信任不断增长，它越来越被当作一个中央上诉院，各个部门都可把它们的问题带去，深知办公室将会作出公平合理、不存偏见的判断，并且在必要时作出最后的决定。如果任何组织不同意国务大臣办公室的裁决，则可向白厅请示，以便在伦敦各部门之间或在国务大臣和伦敦的有关大臣之间直接达成协议。

在中东，检查工作存在着特殊困难。在有关独立国家中，其安排大都是根据战争期间签订的联盟条约或达成的特别协议而作出的；地方当局按照条约或协议的精神实施检查制度，大都由地方官员予以执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机构中都派驻英国检查员，但在他们下面负责具体工作的都是当地人，这些人员尽管一般说来尚属可靠，却仍需英国官员的经常监督。于是决定在国务大臣办公室设置一名检查顾问，在沃尔特·蒙克顿爵士领导下，负责监督整个中东地区的邮件、电报和报刊的检查工作。在任命国务大臣以前，报刊检查的安排显得特别困难。在同盟国部队中有大批随军记者，但由于中东形势造成的特殊情况，他们对于工作中出现的耽误和效率不高的现象颇多怨言。在国务大臣办公室派驻检查顾问以及国务大臣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都大大有助于减少这方面的困难，也方便了外国随军记者的工作。

总监离任后，民用补给品问题交由作为国务大臣办公室联系部门之一的中东补给中心负责。利特尔顿采取步骤，委派一些称职的官员逐步筹建中东补给中心，这一机构在工作中不仅与三军的特殊当局，而且与中东地区各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鉴于石油补给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国务大臣还在开罗建立石油小组委员会，旨在向中东战时委员会补给和运输小组委员会汇报一切有关政策的问题。类似的小组委员会先后在巴格达和波斯成立。在中东整个作战时期，航运是这个地区的主要问题之一。有一名战时运输部的特别官员隶属于国务大臣本部，在这一官员的监督下，航运周转和港口货物的出清工作均有了稳步的改进。虽然由于敌人的空中力量实际上封锁了地中海，亚历山大港口难以充分利用，但诸如苏伊士、陶菲克港和红海各港口等辅助港口的使用率却在不断增长，而且尽管一直到战争后期，大量民用奢侈品从美国和其他地区源源运来，但从未造成货物过度拥塞的现象。后方基地不断发展，虽然有许多在总监就任时提出的宏伟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但仍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使最后越过西部沙漠的进军所需大量军需物资和补给品终于能够进口。

为了实现在中东的各项作战目的，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地的人力。这个问题由总监作了调查，后来交由中将（后方勤务）负责处理，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旨在研究决定通过使用英帝国其他地区和中东各国本身的人力，在前方的部队里和各基地的行政后勤部门中可能精简英国人员的限度。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三军，而且进而影响到每个有关的中东国家，因此就需要国务大臣办公室经常进行监督和调停。

为了进行战争，对任命英王陛下政府的大臣以地区为基础行使职权，进行了一系列试验，而任命驻中东国务大臣是这些试验中的第一次。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达夫·库珀被任命为常驻新加坡大臣，他在短期内行使了类似性质的职权。1942年，斯温顿勋爵被任命为常驻西非大臣。北非登陆后，哈罗德·麦克米伦被任命为常驻阿尔及尔大臣兼盟军最高总司令政治顾问，他先后在北非和意大利行使职权，直到战事结束。就中东本身而言，1944年1月凯西离任时，原来继承沃尔特·蒙克顿爵上任副国务大臣的莫因勋爵被任命为常驻大臣。1944年11月，他遭到暗杀后，由爱德华·格里格爵士（后为奥特林厄姆勋爵）接任，他留驻开罗，一直到战事结束以后。在战争时期，国务大臣或常驻大臣的存在，大大促进了英王陛下政府的三军当局和外交或殖民代表的工作开展，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战时的形势下，当时间上不允许向伦敦请示时，不仅需要当机立断，就地作出决定，而且要求有一个中心，作为英国各有关当局以及盟军和联系当局得以就次要问题请求帮助的一个上诉法院。尽管在开头的时候，一个外来权威的出现，难免令人有不快之感，但不久英国的军政和民政官员对有这样的一位非部门大臣的存在，颇具好感，因为他不仅能够起到解决部门之间纠葛的仲裁者的作用，而且他的办公室对于共同关心的问题能起到“票据交换所”的作用。从这一观点出发，毫无疑义，驻开罗国务大臣完成了一项有益的任务，而且他的职务对于赢得中东方面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第十章　经济问题：中东补给中心

战争的沉重压力，对人们的创造力和组织力是一大促进。德军的东进与地中海这条重要贸易路线的封闭，使东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产生了许多问题，非要有新的办法在经济上实行防御不可。因此，中东行将成为一个实行国际性区域计划的试验场所。

按照在战争期间明确起来的界限，中东是有其一定的地理上的统一性的，它大致包括那些把东地中海和红海作为贸易通道的国家。这个地区虽然有一些世界上农产品最丰富的小块地方，但它主要位于沙漠地带，这个地带把北方的温暖区同热带雨林区分隔开来，因此它不能算是富庶的地方。除了供西方文明世界使用的大量石油蕴藏以外，它也没有什么可资建立任何相当规模工业经济的矿产资源。它有着大片大片的地区，分别处于人类文明的各个主要发展阶段——狩猎、畜牧、农业、工业，也许它最大的社会问题就在于如何平稳地实现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过渡——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是从狩猎过渡到畜牧；在大多数沙漠阿拉伯国家，是从畜牧业向农业过渡；而在埃及和以色列，则是从农业向半工业过渡。它的许多地区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即人口增长而耕地面积和生产力却没有相应的增长。埃及的人口在战前二十五年中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耕地面积却只增加百分之一。据估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的增长率甚至更高，战争爆发时，年增长率即达百分之二点五，犹太移民还完全没有计算在内。在这些国家中，人口对食品供应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如遇生产上和贸易上的经济情况发生任何突然的失调，例如战争所引起的失调，它们就要遭到严重的危险，这是很自然的。

无疑，该地区的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埃及、苏丹、巴勒靳坦、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人口数字，在城市中的是五百五十万，在农村里的是二千七百万，其比例约为一比五，同英国六比一的比例恰恰相反。根据粗略估计，每个男工的农业生产率差不多只及英国水平的四分之一，美国水平的六分之一；但每英亩耕地的产量，对比之下，情况要好得多。这一地区呈现出来的情景是，其经济一部分是仅能维持生活的农业和畜牧业，一部分是沿着古老的贸易通道的经商活动，一部分是某些主要剩余农产品对欧洲和一般工业社会的出口（如埃及的棉花、伊拉克的枣子等）。这些产品用以交换主要供城市消费的制成品以及铁路、发电厂和某些工厂所需的基本建设的设备。农村经济的维持，部分是靠对城市出售剩余谷物，部分是靠各种各样的农村手工业——制绳、鞣革、羊毛制品等等。农民指望通过这些货物的交换，购买一定数量的消费品——火柴、烧饭的火油、杂货、锅子以及某些简单的金属制品，而最主要的是衣着用的棉织品。事实上，这些消费品大部分是进口的；而且，显而易见，这些进口货源的枯竭，就意味着剩余谷物再也不会从农村中卖出来。

中东对外贸易的方向自然是有些复杂的。印度是棉织品的主要来源，其他制成品主要来自欧洲。1939年对英国的贸易额约为八百万英镑，对其他欧洲国家约为一千四百万英镑，对美国约为一百万英镑。显然，完全断绝对欧贸易，要使中东的经济即使是大体上保持它的正常状态，也将会给英国和美国加上一个沉重的负担。

就英国来说，居民都有文化，又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文职人员，要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改变生产，虽然有困难，但还远非不能办到。可是，要使另外一些国家这样地调整生产，其情况势必与英国大不相同。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的”，人口中通常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文职人员很少，营私舞弊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它们主要的经济基础大体上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传统的农业体系。那些试图帮助中东渡过其危机的英、美顾问经常遇到的，全是些英国人从都铎王朝时代起直到十八世纪才得解决的问题。

战争的最初八个月并没有十分剧烈地影响中东。地中海是开放的，同南欧、英国和美国的贸易依然畅通无阻；印度还未受到日本的威胁，仍旧可以生产供中东消费之需的纺织品、大米、茶叶和香料。但是，中东的商人已很清楚地预见到风暴行将临头，因此，当进口还是可能的时候，就有一种增加进口的趋势，结果货物慢慢地开始在港口堆积起来——这是问题的最初迹象，后来当军需物资开始大量涌到时，它就变成一场灾难了。

1940年6月，新的局面开始显示出它的真象。意大利的宣战，接着是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损失，意味着地中海迟早要被封锁，不能发挥其贸易通道的作用。这一下子，中东就成为世界上从英国获得供应品的最遥远的地区之——取道开普敦航线相距约一万二千英里。

1940年秋，英国面临的两个迫切问题是：保卫本土基地以防入侵；对在中东的韦维尔将军进行增援。他肩负着保卫埃及和苏伊士并扫荡可能威胁苏丹的东非意大利部队的重任。对中东司令部的补给当然是一项军事要务，因此这年冬季，埃及各港口以及整个铁路和公路系统就开始感到民用进口和军事供应之间竞争的压力。那时，中东港口的总吞吐量，约为五百五十万吨民用进口物资，而到了阿拉曼战役的时候，单单是军事运输计划就已达到每年五百万吨以上。

由于1941年春一系列紧急事件的结果，英国已认识到，在不久的将来，中东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将发展到具有重大关系的地步；如果总司令为处理民用物资的供应和政局不稳定这两方面的迫切问题而大伤脑筋，那就不可能指望他专心致志于指挥战争。英国派驻每一国家的外交使团也不可能对整个地区在急剧变化中的局势保持一种持续的、全面的观察，从而使它们能把整个军方的担子接过来。因此，需要在开罗设置一个类似影子内阁的机构，既对本国政府提供有关当地局势的意见，并能牢牢掌握从德黑兰到喀土穆日益加剧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紧张形势。结果是设置了两个职位，先是总监，后是驻中东国务大臣。国务大臣办公室的职能自然而然地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军事政治，财政经济，补给和运输。一位经济顾问E·M·H·劳埃德奉命同他属下的三位经济学家处理财政和“纯”经济问题，如外汇管制、通货膨胀、囤积居奇、银行信贷和生活费用等。在战争期间，这个机构出版了一种内部发行的经济与统计月报，内容有：中东外交使团的商务秘书和殖民地政府的报告摘要；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详细分析；以及每期刊载的统计表，包括贸易额、生活指数、钞票流通量、银行存款、批发物价指数、黄金价格和盟国的纯军事支出等。在此以前，关于整个中东的这类统计数字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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