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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7部分（第1页）

关于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到期后再给俄国提供多少物资的问题，莫洛托夫与美国人并没有达成最后协议。如上所述，这个问题的确直到1942年10月才最后解决，而第二战场的问题也没有作出肯定的安排。在起草向报界发表的会谈公报时，莫洛托夫坚持要在公报中加入下述内容：“在会谈中，双方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的任务达成了全面的谅解。”马歇尔将军感到这项声明太肯定了，1942年的提法应该删去，然而罗斯福却决定不删。在说明莫洛托夫访问伦敦的公报中也加进了同样的一句，这当然是得到英国政府同意的。该公报以及英苏条约的文本在莫洛托夫安然返回莫斯科后，于1942年6月12日发表。

但是英国人不准备让这个公报使他们对“大铁锤”或任何类似的计划承担起无法更改的义务。当莫洛托夫从华盛顿回国途中在伦敦停留下来时，丘吉尔亲自交给他一份备忘录，内容如下：

我们正在为1942年8月或9月在欧洲大陆登陆进行准备。如同已经说明的那样，登陆兵力的大小，主要限制性因素是，缺乏可资使用的特殊登陆船只。然而很明显，如果我们采取不惜任何代价的行动，贸然从事某种可能带来灾难性结局的战斗，使敌人有机会庆祝我们的败北，那将既无助于俄国的事业，也无助于整个盟国的事业。到那时候，局势能否允许我们发动这一战役，很难逆料。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保证，但是只要看上去切实可行，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执行我们的计划。

莫洛托夫对伦敦和华盛顿的访问，使丘吉尔和罗斯福第一次有机会同苏联的最高级官员进行接触。罗斯福乘此机会向莫洛托夫详细说明了他个人对战后世界的种种希望，诸如裁军，经济协定，对世界落后地区（包括英国与荷兰过去在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以及四大国对战后世界的控制。他向莫洛托夫提出了诸如此类的想法，要他考虑。莫洛托夫未置可否，但彬彬有礼。他和总统讲的是不同的语言，他对未来的梦想肯定与罗斯福的宿愿迥然不同。这两个人都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的一条鸿沟，罗斯福觉得很不理解，莫洛托夫何以同他以前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一样。翻译的问题也限制住了罗斯福一向滔滔不绝的口才，并在他们两人之间造成了恼人的障碍。

莫洛托夫的访问还有第二层意义。直到那时为止，美国对俄国的同情，总的看来是不及英国政府的。例如，美国人反对斯大林的领土野心，其强烈程度远远超过英国人，又如美国人对于向俄国提供物资最初曾比较犹豫。但是，作为第二战场的提倡者，美国人似乎成了俄国人的伟大而友好的朋友。英国人不冷不热的态度恰恰成为鲜明的对照。罗斯福从这时起直到他逝世时为止，几乎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发生的一切争执中都处于调停人的地位。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能够经常充当一个仲裁人或调解人——这种角色，他本人觉得很合他的意，而且也非常符合他对于美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的想法。

英苏条约以及说明莫洛托夫访问伦敦和华盛顿的情况的两个公报的发表，为盟国友谊的突飞猛进提供了机会。莫斯科于1942年6月18日召开了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要以盛大而特殊的仪式批准英苏条约。莫洛托夫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对西方国家充满了真挚的感情。他的发言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关于第二战场的一段内容。他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将给我们前线的希特勒军队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让我们希望我们的共同敌人在蒙受了重创以后，不久就会体会到三大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合作的后果。”莫洛托夫表达这种希望，并不一定是对事实的肯定，但是在俄国没有一个人想要强调西方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是有条件的。在狂热的时刻，一切保留都忘却了，俄国公众开始认为1942年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已是肯定无疑的了。苏联政府的一切宣传手段都用来传播这一消息。宣传的重点放在当时能够指望得到的对德作战的军事援助上。按照《真理报》（1942年6月20日）的说法，这个条约是“投进敌人营垒里的一颗炸弹”。

英国报纸的反映也非常热烈，并且强调了这项条约的长远意义。《泰晤士报》（1942年6月12日）声称“英苏友谊和合作已经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每日电讯报》（同一天）写道：“由美国和英联邦根据该条约规定的方针同俄国采取一致的行动，欧洲可以指望出现一个一百年来最为安全的时期，全世界也可能会进入一种最为幸福的秩序。”《每日先驱报》（同一天）指出：“这项条约本身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保证在胜利以后共同努力去重建欧洲。”

美国报纸的评论则比较克制。《纽约先驱论坛报》（1942年6月12日）写道：“……双方坚定真诚和实事求是地交换了意见”。《纽约时报》（同一天）声称这项条约“预示着力量均衡的一次根本变化，这对欧洲的未来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芝加哥论坛报》（1942年6月13日）承认：”总而言之，两国人民的政府都感到，他们有一些共同一致的思想，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时期里和睦相处、共同合作。”《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2年6月12日）强调了英俄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且评论道：“指望通过这次变化建立起象在讲英语的民主的民族之间的那种根本的合作关系，那将是愚蠢的。”《芝加哥每日新闻》（1942年6月13日）评论说：“至于俄英二十年互助条约，那不需要我们关心，……只要它不把矛头指向我们，那是它们的事。”

可以想象得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条约和同盟仍然具有多少不祥的含义。公众的注意力仍然主要集中在日本，很多评论家注意到，在说明莫洛托夫访问的公报中，没有提到在对日问题上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俄国不久可能会参加对日作战的希望在美国并没有泯灭，应该首先进攻德国的想法并未越出官方范围而广泛地传播开来。

4月间，英美在伦敦就战略问题达成协议后，立即着手拟定详细的计划。最初，英国参谋人员主要从事着这项工作。到1942年6月11日，美国才成立了欧洲战区司令部，由艾森豪威尔将军负责指挥。他直到6月24日才抵达伦敦。他的司令部管辖驻扎在英国、北爱尔兰和冰岛的全部美国陆海空军。英国部队仍完全独立。当时还没有任命一个最高的盟军司令负责拟议中的在法国登陆的行动，因此有关这个战役的一切计划都在委员会中进行磋商。

艾森豪威尔来到英国时，满怀希望要使“大铁锤”计划取得胜利的结果，但是在他到达之前，英国人已经把他们的立场表达得更为清楚了。莫洛托夫刚离开不久，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便在6月初抵达了华盛顿，他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会谈时，说明了英国参谋部计划人员所遇到的某些实际困难。他特别强调对4月间商定的战略需要作重要修改，但是他没有突出地和绝对地否定“大铁锤”计划。促使英美战略思想协调一致的决定性努力，则留待丘吉尔亲自来做。他于1942年6月18日抵达华盛顿来说明英国人的意见。翌日，他开始与罗斯福在海德公园会谈。

丘吉尔脑子里考虑着两个头等重要的问题：第一，怎样对待第二战场；第二，怎样对待原子能。很多国家的物理学家甚至早在1939年以前就已经知道能够制造出威力极大的原子爆炸物。1939年以后的这些年中，英美的试验工作因得到政府的资助进展极快。1940年9月，英国派了以享利·蒂泽德爵士为团长的科学代表团访问美国，两国科学家开始正式交换科学情报和意见。制造一枚能够放射出原子能的铀弹已经越来越有希望，英美两国迫切需要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进行有系统的合作，这一点变得很明显了。1941年10月罗斯福向丘吉尔建议，关于此项计划的工作应该联合进行。为此，一些英国科学家不久就到了美国。美国科学家也为着同一目的而去英国。

还存在着许多没有把握的问题。就生产什么对进行战争有用的东西来说，没有人能拿得稳在进一步的铀试验中所花费的金钱和精力不会走进死胡同，可是如果德国人首先试制成功，情况将会怎样呢？德国人手中的原子弹几乎肯定会使英国瘫痪，并在俄国战场上给纳粹带来影响深远的胜利。在具有这种可能性的背景下，停止任何有希望取得成果的努力，不可能是妥当的。

到1942年仲夏，美国的原子计划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政府已经批准设立分离铀同位素的小型试验工厂，预期在1944年7月制造出第一批原子弹。英国的资源不足，无法进行同样的发展，否则将造成极严重的负担。因此，1942年6月20日，丘吉尔向罗斯福建议，英国放弃原子弹生产，把一切工程技术和工厂生产都集中在美国。丘吉尔主动提出让英国科学家提供协助，他要求的报偿是英国全面分享从美国经验中所搜集的技术情报。罗斯福答应在美国进行原子生产，并且，用丘吉尔的话来说，就如何分享技术情报“奠定了协议的基础”。

原子研究和生产有取得重要的长期效果的希望，但是在当时的局面下，最迫切的战略抉择是在何时以及如何进攻欧洲大陆。1942年6月20日，丘吉尔送给罗斯福一份备忘录，他在这份备忘录中指出，英国参谋人员对1942年的进攻制订不出任何似乎可以成功的计划。他想知道美国参谋部是否已能做到这一点。如果美国人对“大铁锤”没有详细的作战计划（他深知情况是如此），那末他问，1942年能发动其他什么战役？以解除俄国前线的一部分压力，并使英美军队投入对德战斗？他建议重新研究在法属北非登陆的可能性。在这份备忘录中丘吉尔毫不隐讳地声称，英国政府不赞成任何会损失大部分或全部作战军队的牺牲战役。只有在登陆的滩头堡能长久保持的条件下，英军才会出动。另一方面，等到有了令人满意的计划的时候，丘吉尔保证完全分担一切风险和损失。

事实上，美国总参谋部没有制订出一种详细的计划，但是马歇尔和他的助手们不愿相信，如果把全部意志和精力都倾注在法国登陆这一目标上，这种计划还会制订不出来。马歇尔认为，即将起程赴伦敦去担任欧洲战区司令官的艾森豪威尔，是能够制订并贯彻这样一项计划的人。因此，不到美国人在解决困难方面已经费尽了心机，美国的军事领袖们是不准备放弃“大铁锤”计划的。

但是，在正式讨论尚未开始之前，从埃及传来了打破一切希望的消息。隆美尔已于1942年5月26日向利比亚的英军战线发动进攻。奥金莱克的最早的战况报告是令人鼓舞的。的确，英国人希望会取得胜利。几个月以来，英国增加了中东的驻军，当隆美尔进攻时，英国已经为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做了不少的准备。结果大出所料。6月12…13日，在一个俗称“骑士桥”的高地附近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坦克战。英国的装甲部队大部份被摧毁了。一星期后，6月21日，被围在托卜鲁克的三万三千名英军，向一支人数比他们少的军队投降了。隆美尔所向披靡地向尼罗河三角洲挺进。英军节节败退。到6月30日，英国第八集团军的残余部队退到阿拉曼的新阵地。在隆美尔对这个阵地的进攻被打退以前（1942年7月15…20日），谁都不能有把握地说德军的这个非洲兵团不能胜利地挺进到埃及以至更远的地区。

这次战败，以及托卜鲁克的全然出乎意料的投降，正发生在德军在俄国展开第二次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到6月底，德军坦克又一次越过俄国南方的平原，向伏尔加河和高加索挺进。的确，正如马歇尔将军所说的那样，这是“盟国事业的十分黑暗的时期”。只有太平洋上有一点好消息。珊瑚海之战（1942年5月7…8日）和中途岛海战（1942年6月4…7日）已经遏制住了日军的扩张，但是要说太平洋中部的海军优势已经从日本人手里转移过来，那还为时过早。

埃及传来的灾难性消息，使得丘吉尔同罗斯福和美国三军参谋长的会谈未达成任何决议就中断了。托卜鲁克的早晨不是谈论未来的进攻战的适当时刻。需要采取一些应变的措施。大家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阻止德军窜犯中东。这样一件事若是和日军对印度的进攻结合在一起，就可能导致这两个轴心国的可怕的汇合。因此，美国人同意拨三百辆新式的谢尔曼坦克和一百门自动反坦克炮到中东去，以弥补“骑士桥”战役的损失。这批武器运到时正赶上阿拉曼战役，使英军第一次有了与德军坦克和反坦克炮旗鼓相当的装备。

然而在丘吉尔匆忙起程返回英国之前，他仍挤出时间对“大铁锤”战役发表了一些激烈反对的意见。他描绘了血染英吉利海峡的情景，并回忆了1915…1918年战壕里的屠杀。他相信1942年在一个范围很窄的战线上登陆，必将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常常出现的阵地线。但是罗斯福及其顾问们没有马上就接受丘吉尔的意见。最后，只是同意研究各种进攻的可能性：在法国、北非、挪威或者伊比利亚半岛登陆。同时美国将以可能的最快的速度在英国集结起兵力来。

英国首相回到伦敦时，不得不面对议会的一次不信任投票。尽管在他执政后的这些岁月里，英军遭到种种不幸，内阁那些党的领导仍旧支持他，只有二十五个后座议员投了不信任票。这是在议会中的一次巨大胜利，因此，也是对领导英国政府的这个人充分信任的突出的表示。

但是英美军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直到1942年7月25日，才作出明确的决定。从托卜鲁克战役到作出在北非登陆的决定，这其间的几个星期诚然是战争的最最危急的关头。盟军的运气已经下降到最低点。埃及告急，不得不减少中东的驻军，以填补阿拉曼出现的缺口。印度国内有发生骚乱的危险，没有人能肯定日军不会向这个辽阔的次大陆长驱直入，并且以解放者的身份受到那里很多人的欢迎。

中东危机使美国人把原定运往中国的飞机转到中东战区。此外，美国第十航空队的重轰炸机奉命于6月25日从印度（原来打算从这里支援中国军队的）调往埃及。这些决定大大激怒了蒋介石。他感到中国在紧急关头被遗弃了。当时，由于滇缅公路被切断，盟军能提供的只有空中支援，而这种支援却被大幅度地减少了。蒋要求说明，美国是否还想使中国在战争中支持下去。7月初，他向史迪威将军和美国的参谋部提出了三点最低的要求：派遣三师美国部队到印度来，支援收复缅甸的战斗；运送五百架战斗机到中国本土；以及每月经由驼峰空运五千吨物资给中国。蒋声称，如果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国即将“作出其他的安排”。所谓其他的安排，显然是指和日本达成某种谅解。中国政府方面进行和平试探的谣言立即传遍了重庆，史迪威将军信以为真，他这时已经完全不信任国民党政府了。

在大西洋，盟国的船只继续以灾难性的高速度被德国潜艇击沉。7月7日至14日的这一周内，盟国损失的船只共达四十万吨。假使再这样下去，则被击毁的船只将比新建造的船只多一倍多。其中蒙受主要损失的是倒楣的PQ17护航队，它在驶往阿尔汉格尔的途中被击溃，几乎全部被摧毁了。这次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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