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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2部分（第1页）

一项宣言。它宣布在国王返回希腊之前应当就他回国的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

英国政府在这时期并不准备对国王乔治二世施加任何压力。虽然英国官方的政策要过一些时候才公开提出来，但是这时它却已经赞成国王早日返回希腊了。英国希望这将会对混乱的希腊政局起稳定作用。

既然英国态度如此，国王当然不肯让步。1943年7月4日，他从开罗对希腊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答应一俟国家全面安定下来，就选举一个国民议会。但是他对自己何时返回希腊却只字不提。

不久以后，在1943年8月13日，由四名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的代表和两个非共产党组织各派的一名代表组成的一个游击队代表团，乘英国飞机来到了开罗。代表们一致要求国王承诺在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前不返回希腊。国王同丘吉尔和罗斯福商量之后，反对这项要求。代表团碰了个钉子返回希腊去。

然而，特苏德鲁斯政府继续催促国王进一步作出某种姿态。1943年11月8日，国王致函特苏德鲁斯，声言：“当长久渴望的我们祖国解放的时刻到来时，我将根据当时的政治与军事情况，并以民族利益……为怀，在同政府商定后重新审查我返回希腊的问题。”在这个妥协性的保证作出后的第二天，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一项声明，显然把国王是否在公民投票之前回国的问题留给国王自己去决定。在回答一项质询时，丘吉尔否认他曾对希腊国王未来的地位问题作过任何承诺。他说：“按照大西洋宪章，希腊未来的政府应由希腊人民决定。”在提及国王1943年7月4日的广播讲话后，丘吉尔宣称：“直到希腊人民能够在自由平静的条件下表达其意愿以前，英王陛下政府的既定政策是支持希腊国王，他既是我们的忠实盟友，也是希腊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

但是，在丘吉尔的声明发表以后，英美的战时领导人立即进行磋商，接着就是德黑兰会议。结果，英国人放弃了盟国在希腊发动任何主要军事行动的计划，于是也就放弃了让乔治国王与盟军解放部队同时返回希腊的计划。1943年12月，艾登在开罗会见了乔冶国王，对已经发生变化的形势进行了解释。他还提出一项建议，主张在德国人撤退后，应当提名雅典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出任雅典摄政委员会的首脑，这是特苏德鲁斯和雅典一群希腊政治家交换意见的结果。在希腊国内，这一计划实际上获得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的支持。乔治国王在同罗斯福商量后，拒绝了这项建议。

虽然如此，特苏德鲁斯继续同雅典的政治家们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进行远距离的磋商。他的目标是扩大流亡政府，把希腊国内的政治代表也包括进去。雅典的政治家们迟迟不作决定，同时坚持国王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前不应回国。1944年初，特苏德鲁斯再次吁请当时在伦敦的国王作出某种承诺。国王于1944年3月再次予以拒绝。这时，希腊共产党的领袖们决定加快事态的发展。3月中旬，他们发起在希腊山区建立一个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3月16日，当该委员会第一次致函特苏德鲁斯时，它仍然宣称它的目标是为“一个民族大团结的政府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显然这个委员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宣称自己就是希腊的合法政府。

正在这个时刻，中东希腊部队中酝酿已久的风潮成熟了。武装部队中的一个反皇的政治组织共和同盟日益受到希腊共产党的代理人和同情者的影响。1944年3月，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在希腊山区的建立便成为危机爆发的起因。

3月31日，一群军官晋见了特苏德鲁斯，要求他同意这个委员会的意见，共和同盟断定进行打击的时间业已到来。4月3日，特苏德鲁斯辞职了。

叛变几乎蔓延到在埃及的希腊陆军所有部队，包括正准备开赴意大利的第一旅。它也扩展到希腊海军的舰艇。4月11日，国王乔治二世从英国来到开罗，次日他宣布，希腊在解放以后将通过一次自由投票来决定它希望要一个什么形式的政府。4月13日，维尼齐罗斯在开罗组成了一个不包括特苏德鲁斯的内阁。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宣布，希腊国内的各游击队组织已同意派代表到开罗来进行商讨，但是他未能有效地制止叛变。海军上将沃尔加里斯率领的一批希腊人员只得登上亚历山大的希腊舰艇加以接管，同时英国部队也只得迫使第一旅投降。维尼齐罗斯只当了两个星期的首相，然后就由一个从前的自由派人士，现为“民主社会党人”的乔治·帕潘德里欧接替，他是刚从雅典来到开罗的。

当时英国的政策在希腊政府人士中具有凌驾一切的力量。帕潘德里欧在同英国人密切协商下，力求与山区共产党主持的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各抵抗运动组织以及雅典的政治家们达成协议。1944年5月17日至20日在黎巴嫩举行的由所有这些方面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根据帕潘德里欧本人准备的一项文件，这个目的在原则上总算达到了。这个后来通称黎巴嫩协定的文件号召成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解放以后在希腊确保秩序和自由，并使人民可以自由而不受压力地决定“他们的宪法、政体和政府”。文件中没有特别提及国王回国的问题。黎巴嫩协定号召希腊国内一切游击队伍统一起来和遵守纪律。

尽管黎巴嫩会议表面上达成了协议，民族团结政府过了三个半月才真正组成。在这期间，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曾就民族团结政府的组成情况和政治比重提出过一系列变幻无常的要求。

1944年夏季，希腊国内外的政治发展也许受到了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巴尔干各国问题的讨论的影响。根据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回忆录，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于5月5日同苏联驻伦敦大使古谢夫举行过会谈。这次会谈导致英国提出了一项建议（如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后来向科德尔·赫尔转达的那样），即：“基本上，罗马尼亚事务应由苏联政府予以关注，而希腊事务则由联合王国予以关注。”古谢夫于5月18日（丘吉尔后来这样引述）转达了莫斯科方面表示的赞成，不过在最后同意之前询问说，美国政府是否赞同。5月30日，英国向美国政府征求意见。科德尔·赫尔强烈反对这个意见，但是6月12日，罗斯福打电报同意将这项建议“试行三个月”，条件是这并不含有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意思。

7月26日，苏联的一个八人使团由波波夫上校率领降落在希腊，事先并没有通知当地的任何英国或美国当局。结果，苏联使团似乎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伍的作战能力印象不佳。这一点可能是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突然同意在拟议中的民族团结政府中只要五个席位的原因之一，它原先一直坚持要有七个席位。9月2日，民族团结政府终于成立，该委员会的代表占有六席，其中只有两席是共产党员。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同时宣布解散。

就这样，流亡的国王和政府与希腊国内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之间暂时取得了团结。但是，那时希腊共产党在国内已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地位，这种团结因此势必是靠不住的。

占领初期，在希腊根据希腊文的缩写通称“KKE”的共产党是一个小组织，搞地下活动很有经验，它有一个坚实的核心，核心人员都曾在苏联受过严密的训练。在占领期间，他们的首领是乔治·西安托斯，一个不屈不挠和足智多谋的前烟草工人，三十年代初期曾在俄国呆过两年，并曾在希腊几次入狱服刑。其他的核心人物是：季米特罗斯·帕尔察利泽斯、米尔蒂阿泽斯·波尔菲罗廷尼斯、佩特罗斯·鲁索斯、约翰·伊奥安尼泽斯、马其顿人安德烈亚斯·齐马斯，以及那个完全属于另一类的、名叫阿雷斯·维卢基奥蒂斯的人，他是军事领袖、冒险家、虐待狂者和背教者的奇特混合物。

希腊共产党是对占领当局展开抵抗的第一个团体。1941年9月27日，一个以希腊文缩写“EAM”闻名的“民族解放阵线”建立起来了。它名义上是希腊共产党和其他五个小政治团体的联盟。这五个团体是：人民民主联盟，社会党，联合社会党，农民党和共和党。只有前两个党算是独立于希腊共产党之外而存在的。实际上，这个组织从上到下的全部关键位置都是由希腊共产党党员担任的。

后来在1942年用小册子形式发表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早期纲领是温和的，目的在于迎合几乎所有政党的希腊人。它主要号召对占领军进行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并且宣传，在把占领者赶走以后，将选举产生一个国民议会，由它决定政府未来的形式。在占领期间，民族解放阵线的宣传，至少在不很公开的形式中，逐步变得愈来愈敌视国王乔治二世，或者象这个组织喜欢称呼他的那样，“乔治·格拉克斯伯格”，并且也愈来愈具有反英的倾向。

民族解放阵线的第一项工作便是通过组织产业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宣传和散发传单，以及组织示威游行和罢工来确立它对城市的控制。1942年春天，民族解放阵线也开始在军事方面组织抵抗运动。它定出计划，要建立一支全国人民解放军（希腊文缩写叫做ELAS）。兵员主要向农村招募，并对他们实行严格的纪律和灌输大量的政治思想。但是，在占领时期，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自始至终主要是一些对共产主义没有多大兴趣、但却真心诚意想要参加对祖国侵略者最有效的抵抗形式的人们。到了1943年夏天，全国人民解放军已发展成为拥有大约两万人的一支队伍，得到了远为众多的加入民族解放阵线的人的支持。

全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英国当局的紧张关系严重削弱了它作为一支抵抗德国人的战斗部队的效用。实际控制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希腊共产党领导人首先忙于消灭那些对抗的抵抗运动组织，后来又忙于准备解放后夺取政权的工作。在追求这两个目标时，他们遇到了英国人的反对。尽管在高阶层中有这种对抗存在，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地方指挥官获准或者愿意主要致力于攻击占领军的希腊那些地区，他们却打得很出色。

在抵抗运动中，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竞争对手，实际上也是唯一能在占领期间一直存在下来的对手，是希腊西北角上由拿破仑·泽尔瓦斯上校（后为将军）指挥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部队。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人数虽然始终没有超过几千人，它虽然一直限于在一个战略重要性不大的地区活动，却同英国当局合作得很好，并且根据英国的计划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进行了有效的战斗。它经常得到英国人的支援，这使它能够顶住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再进攻。然而，到1944年，雅典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组织竟然同占领当局进行勾结。泽尔瓦斯手下的主力部队虽然同戈纳塔斯领导的雅典集团破裂，这时却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共和政策而采取保皇政策，并变得日益保守了。在占领的后期，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部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前希腊陆军军官，这些人尤其是反共的。

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在抵抗运动中的其他竞争者都不十分幸运。有些竞争的领袖，如萨腊菲斯将军，被生擒了去，然后通过威胁，劝诱他们接受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另一些集团干脆（不管有无根据）被控同轴心国勾结而由全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予以消灭。其中最悲惨的是普萨罗斯上校的实例。他是雅典一个自称为“民族与社会解放”（以希腊文缩写EKKA闻名）的虽小而进步的政治团体的军事代表。普萨罗斯上校的部队在1943年内两度遭到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击，几乎被消灭。1944年4月，它终于全部被歼。

在中东总司令部指挥下的若干英国军官奉命从1942年秋季直到占领结束期间与之保持联络的，就是这些不同的希腊抵抗运动团体。第一批英国军官于1942年10月1日从三架飞机上空降到希腊中部。他们的特定任务是破坏萨洛尼卡…雅典铁路，切断非洲隆美尔将军的供应。这组英国人顺利地同泽尔瓦斯将军取得联系，他从一百英里以外赶来支援他们。主要是偶然碰巧，他们也同共产党人阿雷斯·维卢基奥蒂斯建立了联系，他十分勉强地同意他手下的全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也进行合作。11月25…26日夜间，混成的游击部队袭击了防守戈尔戈波塔莫斯桥的意大利人，同时英国人员则成功地毁坏了部分桥梁，从而完成了使命。

这组英国人员与原先的预料相反，在希腊逗留下去，并扩充成为英国军事使团。为了作战目的，对希腊全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解放军都派驻了英国联络官，但在联络的初期，全国人民解放军便怀疑英国人在武器和金钱的供应方面偏袒希腊全国民主同盟。1943年夏初，全国人民解放军同边远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的冲突，还有同“民族与社会解放”的队伍的冲突，都被英国人加以制止了。英国人经过一番困难，终于说服三方于1943年7月签署了“国家队伍”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三支部队都被承认为中东总司令部指挥下的独立兵团。

与此同时，在1943年6月，由于全国人民解放军拒绝合作，一组英国人员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希腊人的支援下再度对雅典…萨洛尼卡铁路发动攻击，这一次的目标是阿索波斯桥。中东总司令部曾要求进行一系列战斗，主要是破坏活动，作为战略上迷惑轴心国计划的一部分，使它们相信盟国即将进攻巴尔干各国，而不是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在这一系列战斗中，全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一般也表现了同样的不合作态度。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使希腊共产党的政治野心大为膨胀起来：全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地接受了意大利皮涅罗洛师的投降，随后又解除了这师人的武装。因此，意大利的垮台给全国人民解放军补充了大量的武器，使之成为最强大的抵抗运动组织。全国人民解放军迅速采取了行动：10月间，它不顾前一年7月的“国家队伍”协议，再次攻击了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并采取行动去消灭一些较小的竞争团体。

在这种局势下，盟国军事使团（第一个美国军官于1943年9月参加到希腊的英国人中来）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紧张到了几乎破裂的地步。英国人暂停向全国人民解放军供应武器。同时，他们增加了对泽尔瓦斯将军的供应，从而使他能够抵挡住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到1944年2月29日，盟国军事使团才设法促成了普拉卡协定，结束了民族解放阵线及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之间的敌对行动，划定他们各自的活动区域，并要求中东总司令部对希腊所有抵抗德国的部队提供一切可能的供应。作为普拉卡协定的初步措施，签字各方又于1944年2月19日签署了一份对保安营的联合谴责宣言，全国人民解放军一向怀疑英国人纵容保安营。

然而，正在局势似乎恢复稳定的时候，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于3月26日再次使盟国军事使团大吃一惊。它们宣布组成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以希腊文缩写PEEA闻名）作为一个“预备性的政府委员会”。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中只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和少数几个匆忙参加到他们那边去的无党派社会人士。它的第一任主席是埃夫里皮泽斯·瓦基尔齐斯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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