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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部分（第1页）

英国官方的态度是十分谨慎而含蓄的。在此阶段，伦敦方面感到，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来减弱莫斯科意识到德国危险的感觉——如果莫斯科的确意识到这种危险的话——或者损害与苏联继续合作的些微的可能性。如果象有人曾经建议的那样，英国果真向莫斯科提出抗议，其语气必然是含糊而克制的。

总而言之，芬兰政府只要以现实的态度估量一下外国是否可能作出有效的支持，当时就不会对苏联固执己见，实际上等于是拒绝苏联主要的要求了。

可是，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是在芬兰内阁经过同议会党团协商表明政府获得一致支持之后发生的。无论外国援助的可能性如何，他们觉得苏联的要求必须予以拒绝，因为这些要求对芬兰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构成了威胁。

于是，在10月31日通过了致苏联政府的照会，毫不含糊地声明，芬兰政府“不能同意外国在芬兰领土上驻扎军队或以任何形式利用芬兰领土作为海军基地。这些行动与芬兰的主权及其国际地位和严格中立的态度是不相容的”。

同一天，10月31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作了一次发言，陈述了这样的论点：既然德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所以德国正在力求和平，但是英法却一心想继续打欧战，并尽量把许多中立国家拖入战争。正是后面这一点（莫洛托夫在一星期后的另一次发言中，附带对这一点又作了详细阐述），给苏芬谈判增添了一种“特点”——直到那时为止，谈判只涉及苏联的安全，特别是列宁格勒的安全。按照莫洛托夫的说法，之所以产生这种“特点”，主要应归因于芬兰国内有着大量“外来影响”在起作用。甚至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也被说成“难以与美国的中立政策自圆其说”。另一方面，苏联的建议只限于“必不可少的最低要求”，而且符合芬兰安全的利益。当欧洲的中心正在掀起一场使举世感到震惊和为全球造成危险的战争时，苏联被迫采取“认真的措施”以加强自己的安全。它希望芬兰不要阻挠达成拟议的协定，假如芬兰要阻挠的话，那末它的行动——讲到这里莫洛托夫用威胁的语调说——“势必对芬兰造成严重损害”。大体上说，莫洛托夫关于谈判的叙述，相当温和，没有谩骂。他讲得清清楚楚，苏联对安全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但是没有证据说明苏联要危害芬兰国家的存在。

莫洛托夫讲话中直接与苏芬谈判有关的一段话具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的讲话是一个强有力的、蓄谋已久的企图，目的在使芬兰得不到它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西欧或者美国可能得到的支持。第二，由于莫洛托夫透露了谈判中的争端，苏联政府此后将公开提出它的要求的实际内容。

这一讲话发表后的第二天，芬兰外交部在一份公报中抱怨道，莫洛托夫公开说明苏联的观点，已经造成了新的局面。公报否认存在外国影响和外国干涉的说法。针对莫洛托夫提出的苏联政府可能被迫采取“认真措施”的警告，公报尖锐地表示要取消对互不侵犯条约承担的义务。埃尔科在11月1日的讲话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原有的协定不能得到遵守，怎么能够肯定新的条约将得到尊重呢？这并不是说要促使莫斯科考虑作更大的让步。此外，当时正在去莫斯科路上的芬兰代表，听到莫洛托夫的讲话。就在列宁格勒停下来了。他们接到指示，要他们继续前进，并递交芬兰内阁于10月31日通过的一份不妥协的照会。在这变化无常、犹豫不决的关头，在这不得不根据片面印象而不是根据事实作出判断的时刻，芬兰政府所制订的政策是感情用事的——由于祖国有遭到危险的威胁而激发出来的感情——但毕竟是感情用事的。从此以后，谈判就在层层加深的疑虑和敌意的阴云中进行。

达成协议的真正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斯大林——象一个与巴锡基维和坦内尔接触频繁的记者所说——还是被建立汉科基地的计划“完全迷住了”。据说，莫洛托夫是用这样的话来结束巴锡基维和坦内尔回到莫斯科后的第一次会谈的，他说，现在该轮到军方来说话了。但是，苏联领导人针对芬兰人提出的不得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外国基地的说法，提出了两项可供选择的新建议。第一项是基地不建在汉科，而建在附近的一群岛屿上。关于这一点，当芬兰代表请示时，赫尔辛基方面答复道，“我们不能同意在汉科建立军事基地的理由，同样也适用于所说的这些岛屿”。即使割让的话，这些岛屿还是要保留在芬兰领海以内。第二项建议是关于出售汉科附近的领土，这样，事实上汉科就将变成苏联的领土。芬兰再次作了否定的答复。

莫斯科的最后一次会谈是在11月9日举行的。几天之后，赫尔辛基批准芬兰代表回国。他们在11月13日的告别信中相当含糊地表示，希望在将来某个时候谈判能获得成功。这时候，苏联对芬兰的宣传攻势正在全力进行。更有甚者，苏联报刊已开始把芬兰统治阶级的“战争贩子”态度与据说亲苏的人民群众的态度进行了对比。这是苏联出于防务的需要，论调起了不祥的变化。另一方面，在芬兰，人们听到代表团返回的消息后，比较镇静，甚至开始出现松一口气的情绪，直至卡延德总理感到不得不向全国发出警告，要警惕虚假的安全感，为此他被骂做“小丑”、“虚声恫吓的稻草人”、“白痴”、“傀儡”，这些全都出自同一期的《真理报》。

11月26日下午3时45分，不可避免的边界事件发生了。当天晚上9点钟，莫洛托夫递交于尔耶…科斯基宁一份照会，抗议说：苏联一侧离边境数英里的麦尼拉附近的苏联军队，遭到来自芬兰领土的“挑衅性”炮击。有十三人伤亡，其中死亡四人。他要求驻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兰军队撤离边界十三至十七英里。次日下午1时，芬兰政府作了答复，声称炮击来自苏联领土，同时，表示愿意和对方一起撤军，并对这一事件共同进行调查。四小时后，莫洛托夫宣布，由于芬兰政府“拒绝”撤退军队，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1月29日，苏联报纸报道了工厂集会，抗议芬兰政府和“一帮帮由资本家武装起来的贪得无厌的芬兰富农的无礼挑衅”。就在当天晚上，于尔耶…科斯基宁收到由波将金转交的莫洛托夫的一份简短照会，宣布与芬兰断绝关系，理由是芬兰正在边境各个地点继续发动进攻。

在11月29日的一次广播中，莫洛托夫宣称，从这时起红军将防患于未然，制止芬兰的进一步挑衅，同时，他的政府已作出重要的决定以捍卫苏联的安全。苏联政府无意损害芬兰的独立或侵犯芬兰的领土。实际上，如果芬兰人的态度不那么僵硬的话，苏联政府还将善意地考虑卡累利阿人民和他们的芬兰亲属团聚的问题。他说，“无论芬兰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它都有权决定国内政策和对外关系。但是，苏联的安全决不能听凭心怀叵测的芬兰政府任意摆布，这个政府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对帝国主义者承担反苏义务”的境地。莫洛托夫在结束讲话时说，这些问题可以在与芬兰人民友好合作的情况下解决。这样，他是企图使得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具有内战的性质。苏维埃化的幽灵再次出现在芬兰上空。

为了减轻德国可能存在的任何忧虑，斯大林亲自出马对莫洛托夫的讲话特地作了补充。他在对《真理报》编者的讲话中，重申并扩充了莫洛托夫10月31日讲话中的论点：法国和英国应对这场战争负责，正是它们，既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建议，又拒绝了苏联为和平所作的努力。看来，苏联政府似乎正在更加靠拢柏林。苏德协定还没有得到完美的结果。而时间紧迫，最主要的是冬季即将来临。

11月30日拂晓，莫洛托夫广播后才几个小时，苏联军队就越过了边界，苏联飞机轰炸了赫尔辛基、维普里以及芬兰其他城市。入侵开始了。

冬季战争持续了整整一百天以上。红军向卡累利阿地峡以及沿拉多加湖与北冰洋之间的苏芬边境分五路推进。由于地形和严冬的酷寒、苏联最高统帅部和从事政治战有关当局的错误估计以及苏军装备上的缺点，使得及时动员起来的芬兰军队处于有利的地位。虽然如此，事实上（事实偏偏能决定斗争的胜负）芬兰毕竟是一个只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而要与苏联的全部力量对抗。

芬兰的抵抗是出色的。它立即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同时，芬兰政府竭尽全力使外国的同情变成实际的援助。可是，等到它的努力开始有希望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即等到组成一支法英远征军的时候，芬兰人却已经在寻求向敌人屈服的体面条件了。原因是：西方优柔寡断，行动迟缓；瑞典在德国压力下制造障碍；而苏联最高统帅部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后，则以更为巧妙的方法来干。

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立即在边界附近芬兰境内的泰里约基建立了一个以奥托·维拉·库西宁为首的“芬兰人民政府”，库西宁是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多年的芬兰共产党员。克里姆林宫把这个“政府”称为芬兰唯一合法的政府，企图根据这个站不住脚的、无法使人信服的借口来证明苏联并未与芬兰开战。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政治战中所采取的其他某些措施一样，这个为芬兰成立的“人民政府”也是一次失败。它的军队，所谓的“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不起作用。而且，尽管莫斯科承认了这个“政府”，并按照与波罗的海国家缔结的条约那样，与这个“政府”缔结了一项友好互助条约，可是这个“政府”的活动从来也没能动摇过芬兰人民的团结和决心。当苏联与赫尔辛基政府媾和的时刻到来时，这个“人民政府”——正如1940年3月29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作报告时所说——在通过提供意见和表示赞成等方法帮助了苏联政府以后，适合时宜地决定自动解散了。

12月10日，芬兰议会发出严正呼吁，要求其他国家支援芬兰的斗争。再早一些，在12月3日，芬兰政府便援引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一条和第十五条，要求国际联盟进行干预。芬兰政府的代表霍耳斯提在国联大会上说：“我们已无法按照国际上作出的决定保护芬兰人民免遭侵略者的子弹、炸弹、榴霰弹和毒气的伤害。”

国联大会和国联理事会迅速在12月14日通过决议，谴责苏联为侵略者，因为苏联的行动表明它已把自己置于国联之外。决议还建议国联的成员国以及非成员国尽自己能力所及向芬兰提供援助。这样，理事会中剩下的三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就被逐出了国际联盟。另一方面，芬兰却被选进理事会，填补瑞典的空缺。

国联理事会——根据盟约第十六条第四款，有权处理开除事宜——中有七个国家对决议投赞成票（比利时、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法国、南非联邦和联合王国），两国弃权（中国和芬兰），希腊和南斯拉夫对决议中有关把苏联开除出国际联盟这部分未投票。国联大会则一致通过决议，但有十个代表团——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弃权或有某些保留意见。南美洲的一些会员国站在最坚决地支持措辞强硬的决议的国家之列，其中——正如苏联报纸一语道破的那样——有九个国家与苏联并无外交关系。确实，中立国的勇气看来与它们同冲突地区的距离是成正比例的。

苏联政府自始至终拒绝出席会议。它对被开除出国际联盟“处之泰然”。它决定充分利用苏德协定带来的有利条件。在它看来，国际联盟是完全受英国和法国支配和控制的。因此，国联的行动不会大大改变原有的权力关系。塔斯社评论道，国际联盟“已由某种‘和平工具’变成了真正的战争工具，变成了英、法军事集团的武器”。

这是国联采取的最后一个政治措施。对处于战争状态的欧洲，它的做法似乎有些不现实。它是在瑞士政府坚决要求不得讨论在西方进行的战争，也不得对之采取行动的前提下，来讨论在芬兰进行的这场战争的。这时代表团纷纷回去了。秘书处的成员各自参加了本国的战争工作。国联大厦宽敞的大厅和走廊里一片寂静。

对苏联的义愤，对芬兰的同情，也许在英国、法国、瑞典和美国最为强烈，但在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甚至在德国，亲芬的情绪也颇为高涨。可是德国当局立即采取措施禁止对芬兰表示同情，并停止经由德国向芬兰转运任何战争物资。此外，经过希特勒批准，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德国轮船应向波的尼亚湾内的苏联潜艇秘密供应燃料和食品。

英国、法国、瑞典为芬兰在冬季战役中的抵抗送去的武器固然重要，但是却无法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负。来自美国的援助主要是贷款，而此项贷款只限于购买民用物资。遇上了选举年，尽管罗斯福总统十分明确地对芬兰表示同情，华盛顿政府却不准备将其支援超出这个范围。其他国家在物质上的援助规模也不大。供应的物资要付现款，运到芬兰平均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武器运到以后，还得训练军队使用这些新武器，所以，在冬季战争期间，大批装备根本就没有用上。再说外国志愿部队，它总共只有大约一万一千五百人，其意义主要是精神上的。大多数志愿军直到战役结束也未能作战。丘吉尔在回顾往事时判断说：“事实上，他们什么有用的事也没做。”这句话可能是太苛刻了。但是，尽管在这年年底和次年年初之交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芬兰最高统帅部仍然认为，最后只有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干预才能救芬兰。

对于那些独裁者的为所欲为，人们是太习以为常了。尽管英国和法国的舆论界普遍感到愤怒，为之激动，但是最初也只好无可奈何地眼望着苏联入侵。然而，苏联受挫和芬兰持久抵抗的消息传来后，舆论转变了风向，越来越强烈地赞成提供积极的军事援助。尽管有人提出了警告，可是舆论界似乎从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提出这样要求的必然结果，这就是，由于干预芬兰的事，很可能使盟国陷入与德苏联合力量交战的境地。民间要求干涉得到了官方的响应。在法国，当苏联入侵刚刚开始，这种情况就出现了。而英国政府则自从苏德协定签订以后，对待苏联一向审慎，所以跟得比较慢。

大战中的这一扑朔迷离，情况错综复杂到几乎自相矛盾的时期——这时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是如此现实——所牵连到的更广的方面，不属于本章叙述的范围。西方盟国采取的态度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反苏情绪；对苏德勾结和国内的共产党活动（就法国来说还有军队中的共产党活动）感到愤慨；法国由于西线战场无所作为而感到灰心丧气；以及对德苏力量的严重低估。与此同时，也有某些较为现实和具体的考虑，支持盟国在芬兰采取行动。由于挪威可能被卷入，而瑞典肯定会卷入，所以进行干预就将开辟一个反对德国的新战场，这个战场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马其顿战线。切断瑞典对德国铁矿砂的供应就容易实现。只要芬兰领土上的冲突在继续，德国就将丧失它原来可能从苏联得到的供应，特别是石油的供应。对芬兰事件进行干预，再配合进攻高加索油田，可望制止苏联在东南欧采取行动。但是，现在只要回顾一下，事情就很明白，就是把所有这些考虑到的事合在一起，与采取一项政策，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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