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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能在德国与波兰就但泽割让给德国的问题举行直接谈判这种情况下才办得到。洛雷因概括这次会见中墨索里尼的意见是：“（1）和平解决能够实现和战争得以避免的唯一基础，是波兰默认但泽并入德国，（2）如果英国为但泽问题而站在波兰一边战斗，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战斗”。

墨索里尼的这一令人沮丧的回答使洛雷因觉得，英国政府除了保持一种“无声威胁”直到武装力量的平衡明显地转向对轴心国不利时为止，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在7月底，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决定不采纳两周前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高级专员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即可以请墨索里尼出面倡议在但泽再维持现状一段时间以待缓和的实现。英国大臣们觉得，如果墨索里尼“要避免战争，毫无疑问他会尽一切力量来对希特勒元首做工作的。由我们自己来对他作进一步的直接接近，将冒被错看成为软弱的巨大危险，此时的一项要务看来就是要使独裁者们牢牢记住这个国家是说话算数的。”不过，在以后几周内，国际局势迅速地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在但泽进行的“照会战”，德国军事准备的增加，对波兰人迫害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谴责，英法两国与俄国的会谈遇到困难，德俄两国即将建立友好关系的种种迹象——所有这一切发展合在一起，使英国的领导人觉得，他们必须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管是多么小，来避免战争的发生。到8月的第三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意大利不愿意而且也没有准备好去追随希特勒走那条他似乎已选定的道路，这就使得对墨索里尼再作一次接近完全有了理由。

齐亚诺8月11日在萨尔茨堡会见了里宾特洛甫，12日又在贝希特斯加登见到了希特勒。齐亚诺事实上是带着墨索里尼的这样一些指示去见他们的：他应当“坦率地通知德国人，我们必须避免与波兰发生冲突，因为那将不可能使冲突局部化，而一场大战对每一个人都将是灾难”。说这就是墨索里尼的态度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伦敦的外交部。齐亚诺没有能完成他的缓和局势的使命；他怀着一种对于希特勒态度的僵硬和没有能约束他不去夺取但泽和向华沙进军感到惊恐的心情回到了罗马。最近对洛雷因采取了一种更加友好的对待方式的齐亚诺，8月17日告诉他说，但泽问题“需要一个马上的和决定性的解决办法”，和“局势已非常严重”；他答应随时同洛雷因保持接触，如果他在任何时刻觉得英意磋商将有助于保持和平，他就会去请洛雷因过来。几天前，亨德森在柏林已经把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转给了外交部，意大利大使那时正要到罗马去。这个问题就是，张伯伦是否愿意“与墨索里尼先生协同一致有所行动，如果后者提出这样的建议的话”。在8月18日把这个信息转告给洛雷因时，外交部指示他等待来自意大利方面的接近，但应“转达这样的印象，即陛下政府十分重视英意合作，如果这种合作能够实现的话”。不过，在其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哈利法克斯决定不要把主动权让给意大利人。8月19日在考虑由张伯伦写给希特勒一封私人信。哈利法克斯则认为，“为了鼓励墨索里尼不要放弃他的约束（德国）的努力”，应该同时在罗马也作出“某种努力”。因此，他给洛雷因发了一封电报，要他立即转交墨索里尼。电报再一次强调，德国如企图把一项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强加给波兰，结果必将导致一场英意两国处于互相敌对方面的战争。一项“通过德国和波兰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谈判而达成的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显然是难以办到的，“最重要的事”是“应该有时间来改善气氛”。英国政府怀疑，召开一次会议是否是处理这种局势的最好办法，但是如果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波兰就必须以平等的地位参加（换句话说，不能有第二个“慕尼黑”）。这一电报因此并不包含任何具体行动的建议，它只不过是为了使墨索里尼了解英国政府的观点，如果他认为“坦率地交换”意见是有益的话。

这一电报是在8月20日午后不久交给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以便转交墨索里尼的。8月19日和20日，反对意大利参加德国侵略战争的势力，明显地愈来愈强烈了。墨索里尼对这种局势的反应，有如他对洛雷因的文件的答复所表明的，是必须叫波兰人让步。他建议英国政府“给予波兰政府以不要鲁莽从事的忠告，特别是应强烈要求他们立即与德国政府重新建立直接的接触”。不过，直到8月22日才把这个回答通知洛雷因。在那一天，齐亚诺（20日他不在罗马）告诉洛雷因说，这就是墨索里尼建议的路线，但是他又补充说，墨索里尼打算等里宾特洛甫从莫斯科回来后就马上同他接触（齐亚诺事实上在里宾特洛甫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已给他打过电话，并建议同他举行另一次会晤）。他向洛雷因保证，意大利“确实需要和平”。意大利在最后时刻作出的试图避免战争的下一行动，将在后面的一章中叙述。

第九章　英国对德政策的双重路线

哈利法克斯1939年6月29日在查塔姆大厦发表演说时回顾了英国的外交政策，他谈到那个政策所依据的“双重基础”。其一，他说，“是决心抵抗暴力。其次是我们认识到全世界都希望从事建设性的缔造和平的工作。”

在战争爆发前五个半月中几乎每天在“核心内年阁”进行的外交政策讨论中与哈利法克斯有密切联系的他的一位同事，后来写道：“和平与重整军备的双重政策不仅需要非常熟练的运用，而且还需要非常微妙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目的是矛盾的，常常是很难调和的，有时几乎是不可能调和的。”

下面关于英国政府在这关键时期同德国打交道的记录表明，它在克服双重路线政策中所固有的困难方面，事实上并没有取得成功：在国内加紧重整军备，在国外试图建立一个“和平阵线”，与此同时他们又按照“绥靖”这个常常被误解的词的真正意义而加以鼓吹。根据英国政府的行动来看，也就无怪乎它的发言人虽然反复宣传它不是在想“包围”德国，却不能使德国人相信，也不能阻止纳粹的头子们不去利用“包围”来作为鼓动德国人民的一个口号。结果是英国政府没有能在它的“和平阵线”中积蓄足够的力量来有效地包围德国，从而阻止它的统治者们去进行侵略。英国政府告诉纳粹分子们，如果德国选择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提出它的要求，它就有希望获得实在的利益，企图以此来引诱他们放弃侵略的道路，但这种努力也失败了。

在前面的一章中曾提到，当德国占领布拉格的消息在3月15日传到伦敦时英国政府首脑所作的第一个声明似乎表明，这一事变的含义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清楚，但是这种印象被张伯伦17日在伯明翰所作的强有力的演说纠正了。

3月23日，张伯伦在下院又一次明白表示，德国的再一次挑战将受到抵制，但是同时他在演说中也包括了一些话语，想表明英国政府对德国的态度并不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首相说，政府没有意思想阻止任何合理的扩大德国出口贸易的努力，也不想设置对其内政有不同看法的各个国家的反对集团。3月27日R·A·巴特勒在回答一个议会问题时告诉下院说，政府没有考虑对德国实行经济制裁，不管是单独地还是同美国合作、或通过国际联盟这一机构来进行。

3月31日，张伯伦在一篇简短的声明中向下院宣布了英国单方面对波兰的保证，首相的宣布成了4月3日一场议会辩论的题目。在他4月3日的演说中，张伯伦特别强调了目前形式的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的“过渡性质或暂时性”；他还插进了几句对德国人说的话，他们的领袖两天前在威廉港的一次演说中曾宣称，第三帝国“决不准备容忍威胁，或者甚至一项包围的政策”。

这些最近发生的事（张伯伦说），已经正确地或错误地使得与德国接壤的每一个国家不高兴、忧虑、对德国将来的意图摸不准。如果这全都是误解，如果德国政府从未有过任何这样的想法，那么好吧，那就更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可能要用来保障这些国家的独立的协定，就再也不需要去签订了。

4月间，由于英国政府对意大利在4月7日耶稣受难日占领阿尔巴尼亚一举所作出的反应过于温和。使它又一次受到“绥靖”的指责。在4月13日的议会辩论中，张伯伦宣布：象给予波兰那样的“保险证书”，已经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并且已被它们接受，但是他也必须对广泛的（虽然不是普遍的）来自他本党成员和来自反对党的批评，为他自己进行辩护，因为他曾决定不把入侵阿尔巴尼亚作为废除1938年4月16日英意协定的理由，尽管意大利的行动显然是违反那项协定的精神的。

英国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在国内和在其他国家受到欢迎，因为它证明，张伯伦政府对意大利的温和并不意味着它抵抗进一步侵略的决心有了削弱。但是留心寻找退缩迹象的批评家们看到了他们的忧虑得到证实，因为靠近纳粹政府的英国大使于4月24日又返回他的任所（他的法国同事两天后也追随亨德森到柏林去了）。

亨德森返任的直接目的是向里宾特洛甫转达英国政府开始实行一项有限的征兵措施的决定；但是令大使返任的决定，被正确地认为是意味着英法两国政府希望与纳粹分子们的通讯渠道保持畅通。这样就可以一方面让它们的外交代表能够对德国的发展就近观察，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向纳粹分子们再度保证，他们并没有处于受包围的危险之中，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争端和要求的途径仍旧敞开着。

亨德森返回任所后有相当长的时候没有见到里宾特洛甫，于是把他的政府关于征兵的信息在4月26日告知了魏茨泽克。

亨德森着重指出，决定实行征兵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有任何侵略的计划；他补充说“公开宣布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将抵抗侵略，这并不暗示打算包围或威胁德国或意大利”，而只是希望这样申明英国的立场将防止也许会导致战争的意外事件。魏茨泽克回答说，英国的政策也许会产生与那个愿望相反的结果。他说，“意外事件”将不会“是由德国制造出来的”。

在亨德森与魏茨泽克会见的同一天（4月26日），在威斯敏斯特的下院中张伯伦受到一名反对党议员（阿瑟·亨德森）的质询：“把与德国政府讨论两国之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在对一切国家公正的基础上保证建立永久和平这一总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是否仍旧是陛下政府的政策”。这个问题是由于罗斯福4月14日呼吁互相交换不侵略的保证而引起的，张伯伦在他的回答中热烈欢迎美国的倡议，并宣布他的政府已作好准备参加因此而可能安排的任何会议。英国政府也准备“随时参加同德国政府的讨论，以求达成一个总的解决，只要它认为这样的一次讨论将是受欢迎的和可能会获得有益的结果的”。

4月28日，希特勒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了一次讲话，在讲话中他回答了罗斯福4月14日发出的信息，并斥责1934年1月26日的德波协定和1937年7月17日的英德海军协定。希特勒在宣布他决定终止英德海军协定时所使用的词句表明，英国政府不承认对德国抱有敌意和有包围它的任何意图，这在纳粹党人的心中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希特勒宣称，在英国，“一场对德国的战争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英国今天，通过报纸和官方，坚持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反对德国的观点，并用我们知道的包围政策来证实这个观点。”

英国政府从容不迫地用一些时间准备了一份对德国4月28日传来的信息的有道理的答复，这份答复直到6月23日才送出。同时，在它的各种公开声明中，它既要反驳对于包围的指责，又要给人以它决心抵抗侵略的印象。

5月3日张伯伦在下院受到阿瑟·亨德森的质询：由于包围的指责，英国政府是否愿意在相互保证的基础上也给予德国以象给予波兰那样的保证。张伯伦回答说：

在最近的几次声明中，我已十分明确地表示，指责陛下政府采取包围德国的政策是毫无根据的。罗斯福总统所建议的和据我所知希特勒元首所提议的，都只是互相交换不侵略的保证，而不是在互相保证基础上的给予保证。陛下政府毫无疑问将准备考虑与德国政府互换双方相互保证的建议。

5月11日张伯伦在艾伯特会堂发表讲话，解释政府在4月底决定实行强迫服兵役措施的原因。他说，采取这个措施是由于“深信我们再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这样的鼓励我们的朋友，和……使任何不是我们的朋友的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在作出这一宣布之前，张伯伦还用以下的一段话反驳了包围的指责：

我被告知说，在德国有些人不理解我们的政策，认为我们有意要包围他们的国家。我能够理解，战后因严重匮乏而受苦的人民，对于某些外国蓄意制订的政策，已产生一种害怕被窒息或限制的恐惧心理。那么，现在就让我来说吧，就象我以前已说过的那样，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孤立德国，或妨碍它在中欧和东南欧自然而合法地发展它的贸易；更没有怀着同它打仗的念头去策划搞什么反对它的联合。任何这样的建议简直是荒谬的。

不过，首相接着宣布，侵略将受到抵抗。

我们不准备坐在一边，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独立相继被破坏。在和平时期。这种企图总是要遭到我们的抵制，因为除非各国深信没有人在想搞这样的企图，深信我们已给予……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以保证，否则在欧洲就不会有安宁，就不会有安全。

张伯伦5月19日在下院的一次辩论中以同样方式又作了一次“没有包围”的声明，当时他证再一次提到满足德国的“合理的抱负”的可能性，“即使这意味着事物的现状的某些调整”。

5月间人们都知道了，伦敦的政府想阻止纳粹党人控制黄金的企图已经失败，这笔约值六百万英镑的黄金是以国际清算银行的名义代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银行存在英格兰银行的。据很多观察家看来，这个消息是一个迹象，表明重要的英国金融和工业界，可能还有英国政府的某些成员，仍旧相信同纳粹党人“做一笔交易”的可能性。捷克国民存在英国各家银行的其他款项已被“冻结”，以使它们不致落到德国的手中。张伯伦在5月19日还否认关于英格兰银行即将把捷克的黄金转交给国际清算银行的谣传。然而，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5月23日在下院回答一个问题时承认，捷克这笔款子事实上已经转交了；他说，英格兰银行必须按照它的顾客国际清算银行的指示办事，后者已经传达了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银行的一项命令。西蒙说，他本人希望能阻止黄金的转移，但觉得他无权这样做。他没有提到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长是两名英国董事之一（奥托·尼迈耶爵士）这个事实。但在回答关于另一名英国董事蒙塔古·诺曼爵士的职权的一个问题时，西蒙说，英格兰银行总裁并不把属于这一类的事务向英国政府报告；他在董事会中是以一家中央银行的总裁的身分供职的，而不是一名由英国政府任命的官员。

6月4日，达拉第也接着公开宣称，德国和意大利关于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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