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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中午时，儿子来电话了，声音低沉地说：“妈，我没过。”

我故作轻松地说：“没过是正常的，过了就创造奇迹了，没关系，再来。”

经过一段紧张的学习，儿子又参加了考试。那天考完后，他来电话说：“妈，你说我过了吗？”

我说：“儿子，没过不要紧，再考。”

“妈，我过了。”儿子在电话那边欢呼起来。

2000年7月，当与他同龄的孩子进入高考时，儿子通过了MCDBA的全部考试。不久，他又通过了MCSD的考试。几家中央级报纸都以《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为题报道了此事。

但是我知道，对于儿子来说，人生的路才刚刚开始，他面前还有长长的路要走。这时，儿子已经离开了那家报社，在一家香港公司任数据库主管，并已独立设计完成了包括模糊查询等先进技术在内的影视资料数据库，而且也有了比较高的薪水。可是我觉得，在那家公司儿子缺少能与他竞争的对手，一个缺少竞争对手的环境容易使人自满使人懒怠。我劝儿子离开那家公司，重新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晓末说，妈妈劝我离开那家公司时我有点不情愿，干得好好的，干嘛要走？可妈妈说，你应该到鹰群里去，你应该去高手林立的地方，鹰有时飞得比鸡低，可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你到鹰群里可能飞的吃力，可能飞得低，但会比最会飞的鸡都飞得高。为了刺激我，她常常半开玩笑地指着我说：“哈哈，这不就是一只脑满肥肠的老母鸡吗？”

我从那家公司出来了，成了待业青年。妈妈对我说：“你自己找工作吧。”前两次工作都是我妈和我爸帮找的，这次让我自己找，我心里还真没底，虽说我拿到了微软数据库认证专家和微软解决方案认证专家证书。

我用英文写了一封求职信在网上发出去了。很快，美国一家公司邀请我去美国面试。斟酌再三，我决定还是留在国内。后来我来到了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外企。在这家外企工作的大都是博士生、硕士生，是强手林立的地方。不久，公司将一个投资几百万美元的“系统整合”开发项目交给了我，我带着一个小组投入了研制开发，用了近半年时间，这个项目现已开发成功。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智力发展最快的时期是16岁。那时候，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适合我学习的环境，这就是互联网。我很幸运地是在人生的关键阶段，得到了一种适合我的教育方法。其实我这个人并不聪明，但挺机灵，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我总是先选择了再学，我这个人的长处就是什么事都只走捷径。

晓末的爸爸一直想让儿子出国留学，好歹拿一个文凭。在加拿大定居的叔叔，给晓末联系好了学校，说去了，一年就能拿个大专文凭，三年就可拿个研究生文凭。可晓末不去，他说，为了一张文凭浪费几年时间，不值，现在国内有这么多机会，我干嘛要去加拿大呀。

那天，我跟晓末的妈妈约好了，上午去她那儿见面。那是《三月风》杂志社的一间办公室，她正在等我。

太阳暖暖地照在屋里，我们又谈起了她的儿子。

她说，这些日子，我常在反省自己。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儿子走到这一步，恰恰是教育失败的结果，我并非不想让儿子得高分，并非不想让他上大学，却无意中在儿子心里种下了一颗对现时教育叛逆的种子，而发芽的恰恰是这颗种子。

不少人认为我儿子只是个特例，以为他是一个智力超常的孩子。作为母亲，我非常了解我的儿子，从才智上说，他绝不出色，只能算是平平；从自制力来说，他低于一般孩子。他之所以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只是因为他找到了适合他的教育环境和方法，让他在求知欲最旺盛的阶段能自主地、随心所欲地学习。

作中国的父母真是很难，难就难在我们对惟一的孩子期望太高，难就难在他们若不是一条龙，我们会痛苦得要死。于是，甭管他是猴子、是兔子还是马，都往龙穴里挤，逼着他们上大学。也许那孙猴儿，原本就不是龙种，非要它去呼风唤雨，倒把那点儿七十二变的本事弄没了。

结果，既未成龙，也当不上山大王了。

这一代孩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生命的全部赌注押在高考、留学等狭窄的路上了。不但孩子们没有任何快乐可言，父母也因此备受煎熬。难道中国几亿青少年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难道只有这个模式才能成才？我常想，当我们为保护藏羚羊、保护生物种群的多样性而呼吁时，我们是否想到过，最需要保护的恰恰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多样性？当我们过度地致力于塑造孩子时，我们是否想到过，最该塑造，或者说最该小心呵护的恰恰是他们自然天成的个性的多样性、爱好的多样性、理想的多样性、能力的多样性，甚至习惯的多样性？

她说有一次，她去作家史铁生家里约稿，从未做过父亲的史铁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其实对父母来说，培养人格完善的人，比培养高才生重要的多。”她说，这句话一直让我警醒，尽管我时时克服自己的母亲情结——想让惟一的儿子出类拔萃的愿望太强烈了。然而也就是这句话，最终使我没有逼儿子去挤“上大学”这座独木桥，用儿子的话来说，是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针。因为我终于明白，生命中没有什么比自由地成长更幸福，或者说，没有什么比剥夺这种自由成长的权利更大的悲剧。

由于大学教育资源短缺，由于大学教育的非大众化，既使自1998年以来国家不断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可是全国高考平均录取比例仍不足60％，也就是说，在10名应届高中生中，能上大学的不到6个人。而这之前的中考，已经无情地淘汰了一批失败者。如果两项相加，中考和高考失败者的总数一定超过了大学录取人数。

面对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应该怎样界定成功与失败？什么才是成功的标准？一个失败者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不可能自信地走向世界！

面对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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