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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说9（第1页）

齐桓公时，江国，黄国，小国也，在江淮之间。近楚，楚，大国也，数侵伐，欲灭取之；江人黄人患楚。齐桓公方存亡继绝，救危扶倾；尊周室，攘夷狄，为阳谷之会，贯泽之盟，与诸侯方伐楚。

江人、黄人慕桓公之义，来会盟于贯泽。管仲曰：“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无以宗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君子闵之。是后桓公信坏德衰，诸侯不附，遂陵迟不能复兴。夫仁智之谋，即事有渐，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质，桓公之过也，管仲可谓善谋矣。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晋文公时，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难，出亡居于郑，不得入，使告难于鲁、于晋、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师入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文公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且大义也，诸侯信之，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亨，吉庸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暌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刃巳，王入于王城。

取太叔于温，而杀之于隰城。戊午，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阳樊，温原、攒矛之田。晋于是始开南阳之地。其后三年，文公遂再会诸侯以朝天子，天子锡之弓矢?鬯，以为方伯。晋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善谋也。夫秦、鲁皆疑晋有狐偃之善谋以成霸功。故谋得于帷幄，则功施于天下，狐偃之谓也。

虞、虢，皆小国也。虞有夏阳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晋不能禽也。故晋献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则如之何？”

荀息曰：“此小国之所以事大国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币。受吾币而借吾道，则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厩，置之外厩。”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宫之奇知固知矣，虽然，其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长于君。通心则其言之略，懦则不能强谏，少长于君，则君轻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中知以上，乃能虑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

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谏曰：“晋之使者，其币重，其辞微，必不便于虞。语曰：‘宴亡则齿寒矣。’故虞、虢相救，非相为赐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旋归。四年，反取虞。荀息牵马抱璧而前曰：“臣之谋如何？”

献公曰：“璧则犹是，而吾马之齿加长矣。”晋献公用荀息之谋而禽虞，虞不用宫之奇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战国并兼之臣也，若宫之奇则可谓忠臣之谋也。

晋文公、秦穆公共围郑，以其无礼而附于楚，郑大夫佚之狐言于郑君曰：“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围必解。”

郑君从之，召烛之武；使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郑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

烛之武许诺。夜出见秦君曰：“秦晋围郑，郑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郑在晋之东，秦在晋之西，越晋而取郑，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晋。晋，秦之邻也，邻之强，君之忧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资粮，亦无所害。且君立晋君，晋君许君焦瑕，朝得入，夕设版而画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取郑，又欲广其西境，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而利晋，愿君图之。”秦君说，引兵而还。

晋咎犯请击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郑，因人之力以弊，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矣。”亦去郑，郑围遂解。烛之武可谓善谋，一言而存郑安秦。郑君不蚤用善谋，所以削国也，困而觉焉，所以得存。

楚灵王即位，欲为霸，五会诸侯，使椒举如晋求诸侯。椒举致命曰：“寡君使举曰：君有惠，赐盟于宋。曰：‘晋、楚之从，交相见也。’以岁之不易，寡人愿结?于二三君。使举请间，君苟无四方之虞，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晋君欲勿许。司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况诸侯乎？若适淫虐，楚将弃之，吾谁与争？”

公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济？”

对曰：“恃马与险，而虞邻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终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足以为固也，从古以然，是先王务德音以亨神人，不闻其务险与马也，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克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狄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

特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有何能济，君其许之。纣作淫nue，文王惠和，殷是以?，周是以兴，夫岂争诸侯哉？”乃许楚灵王，遂为申之会，与诸侯伐吴，起章华之台，为干溪之役，百姓罢劳怨怼于下，群臣倍畔于上，公子弃疾作乱，灵王亡逃，卒死于野。故曰：“晋不顿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马侯之谋也。

楚平王杀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挟弓而干阖闾，阖闾曰：“大之甚，勇之甚。”为是而欲兴师伐楚。子胥谏曰：“不可，臣闻之，君子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雠，臣不为也。”于是止。

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于是拘昭公于郢。数年而后归之，昭公济濮水，沈璧曰：“诸侯有伐楚者，寡人请为前列。”

楚人闻之怒，于是兴兵伐蔡，蔡请救于吴，子胥谏曰：“蔡非有罪也，楚人无道也，君若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于是兴兵伐楚，遂败楚人于柏举而成霸道，子胥之谋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卫鞅之言，更为严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从，于是召卫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计，正法之本，使民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君前定变法之虑，行之无疑，殆无顾天下之议，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负非于世；有独知之虞者，必见?于民。语曰：‘愚者晤成事，知者见未萌。’民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功。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治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臣闻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今君变法不循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君熟虑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于所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与论于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治。君无疑矣。”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攻不什不易器。臣闻之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其时而立法因事制礼。礼法两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古。故汤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灭也不易礼。然则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礼者未足多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乡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和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拘世之议，人心不疑矣。”于是孝公违龙挚之善谋，遂从卫鞅之过言，法严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当时取强，遂封鞅为商君。及孝公死，国人怨商君，至于车裂之，其患流渐，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削刻无恩之所致也。三代积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秦项严暴而亡，汉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谋之本也。

秦惠王时蜀乱，国人相攻击，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人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恐蜀乱；先伐蜀，恐韩袭秦之弊，犹与未决。司马错与张子争论于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子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伦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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